國家發改委7月31日發布的一份報告預計：今年下半年，中國農民現金收入增速可能繼續減緩，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拉大。

　　這則消息其實并不讓人意外。近幾年來，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問題，也陸續出臺了系列支農政策。可以將中央的支農政策歸結為兩類：減負與補貼。取消農業稅、加大對農民的轉移支付，對于提高農民收入肯定是有益的，可以達到將農民人均收入提高兩三百元的水平。可是，在城鄉收入差距高達3倍的事實下，兩三百元收入的增加，對于緩解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影響。

　　那么，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到底是什么呢？

　　一種很有影響的看法是，農民收入一直上不去的原因是農業的生產效率天然低于工業。這種看法確實屬實，但這只是農民收入低的表面原因，美國農業的生產效率同樣低于工業，但美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這么大。中國農民的人均生產效率是低于工業水平的，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在于人多地少、農業的從業人口過多。我國農業勞動力達到3.5億,占全國勞動力的50%左右。農民收入不高與農民數量較多有著很大關系，70%的人口和50%的勞動力依靠不到國內生產總值20%的農業來增加收入，增長潛力十分有限。而美國農業從業人口比率不到總人口的1%。

　　因此，要實現農民收入的真正提升，最終的辦法只能是逐漸減少農業人口，將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去。很多的實證研究表明，真正提高農民收入的渠道來自于非農收入，也就是農業人口向工業人口轉移帶來的打工收入。因此，導致農民收入過低的本質原因在于現行體制制約了農民的非農轉化。

　　農民的非農化首先要求農民能夠自由地走出去，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然而，目前的農村勞動力流動政策嚴重束縛了農民的自由轉移，不少城市在對待外來農民工方面采取了種種制度性歧視政策。包括直接的就業限制、各種不合理的收費、農民工社會保障缺乏、農民工子女就學限制、農民相對資方缺乏對等談判能力、法律不能保障農民工的就業權利等。

　　長期以來的等級性戶籍制度，是農民遭受不平等國民待遇的集中表現，按照這種等級性戶籍制度，從城市、城鎮到農村，形成了一個只能向下流動而很難向上流動的限制性體制。農民不能順利實現向外大量轉移，使得農業部門就業在整個社會就業中所占的比例不能較快降低。這就要求盡快改革現行戶籍差別管理制度，取消幾十年來的城鎮戶口與農村戶口的人為地域、身份劃界，讓農民能憑一紙身份證自由定居和擇業于全國。

　　農民離開農村后能夠做什么？兩條出路：一是轉化為產業工人，二是成為自主創業的市民。

　　農民能夠為工業部門所吸納，首先要求農民必須具備相應的生產技能。最近幾年的事實是，一方面是農民求職無門，一方面企業又招不到合適的技工。政府應該針對進城農民的特殊情況，對他們加強就業指導與培訓，讓農民獲得基本的生產技能。人力資本投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加大對農民的培訓，一方面可以提升農民的就業能力，同時又能促進經濟結構轉型。

　　農民要轉化為自主創業的市民，必須要有起碼的創業資本。創業資本從哪里來？兩個渠道。其一是來自于農民變賣自有資產獲得的收入。可是在土地征用方面，據估算，改革開放以來各地政府共征用了1億畝耕地，每畝的補償標準一般為8000~12000元，而政府土地出讓的價格往往數十倍于此。據估算，由此造成農民的損失高達2萬億元以上。農民只要獲得了土地補償一半左右的收入，是足以支持農民的自主創業的。

　　其次，目前的金融體系對農民的支持微乎其微，農村金融體系基本乏力，如果土地制度改革能有所突破，允許農民土地抵押貸款，則農民就可以得到創業的啟動資本。

　　在中央政策方面，下一步建立農民的社保、醫保體系勢在必行，但這只是讓農民獲得與市民同等國民待遇的基本條件。因此，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根本性途徑還是在于消滅阻礙農民非農轉移的體制性障礙和技術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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