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

　　目前，研究我國收入差距拉大這個問題并提出解決辦法是很重要的，而且喚起對收入差距拉大問題的重視，促使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和提出解決辦法，也是很有必要的。收入差距擴大到現(xiàn)在這種程度，表明我們這個社會是“生病”了。生了病不能諱疾忌醫(yī)，應當把它提出來。但僅僅把問題提出來并不解決問題，還需要作理性的思考。

　　關于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最近兩年出現(xiàn)一種解釋，說我國貧富差別的急劇擴大，主要是因為太強調效率，即“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緣故；因為市場化改革太強調效率，以致平等受損。我對這種解釋是很懷疑的。根據這種解釋開出的“處方”，則是調整對合法收入的分配政策，包括限制高額薪酬收入，如限制國有企業(yè)領導人的薪酬使其不得超過本單位員工平均薪酬的五倍，對個人所得征收高額累進稅，等等。

　　“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是上世紀80年代針對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平均主義提出的。不過，當時就有人指出，這個提法背后的理論框架，即認為平等和效率在任何情況下都存在可以互相代換的負相關關系，是存在問題的。平等和效率互相代換的理論，一般認為是來自美國經濟學家奧肯《平等與效率——一個巨大的權衡》這本書。所謂權衡(trade-off)，是指處理這兩種因素之間的相互代換關系，即負相關關系。從那本書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奧肯講的是在人們的機會是平等的情況之下效率和平等之間的某種負相關的關系。如果我們講的不是機會平等條件下的結果不平等，而是機會不平等對效率的關系，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機會平等條件下的結果不平等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可以刺激勞動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這對于有些天生的能力差的人是不公正的，需要有社會的救助。但是機會的不平等，我看只有負面的影響，沒有什么正面的影響；而機會不平等的消除卻是跟效率提高正相關，而絕不是負相關的。所以，認為目前收入差別過大主要是由于過分強調了效率，多少混淆了不同的問題。

　　考慮到這兩種不平等對效率具有完全不同的影響，我們就必須對另一個問題作出估量，即:我們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有多少是由機會不平等造成的，有多少是在機會平等的情況下由結果不平等造成的？

　　在我看來，目前中國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為機會不平等。其中首要因素就是腐敗。腐敗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占多大的分量？應該加以估量。

　　應當承認，估量腐敗的規(guī)模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腐敗活動是在暗中進行的。因此，有些很好的研究比如有的學者根據公開資料算出，目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城鄉(xiāng)差別造成的；而城鄉(xiāng)差別又有多種復雜原因，包括物價標準不一樣等等。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用一些現(xiàn)代經濟學的手段來估量腐敗因素在基尼系數里面的份額有多大。我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這本教科書里面引用

　　另外一個就是壟斷部門，壟斷部門的收入非常高，這是機會不平等，不是一個機會平等下因為能力有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

　　如果這個判斷是對的，那么我們現(xiàn)在縮小貧富差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把腐敗制止住，把社會資源的使用權從那些壟斷部門解放出來。也就是說，要實現(xiàn)市場化。不實現(xiàn)市場化，這些問題解決不了。尋租的前提是行政權力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和對社會資源的壟斷。沒有了這種行政干預和權力，壟斷就沒有了尋租的可能性。所以，尋租問題只有靠實現(xiàn)法治基礎上的市場化才能解決。

　　在我國市場經濟框架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條件下，結果不平等問題也應當認真對待。當務之急是社會保障系統(tǒng)要很快地建立起來，起碼世界銀行所說的社保第一支柱要很快建立起來。首先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我認為這應該成為五年規(guī)劃中的一個約束性指標。這是目前國家財力完全能夠做得到的。另外一件事，是歸還國家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這件事也是目前的國家財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胺遣荒芤�，是不為也”。我還是呼吁盡快把這兩件事情辦成。

　　(作者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據在長安講壇百期學術演講暨慶祝會上發(fā)表的談話整理而成。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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