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數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已經達到0.40以上。這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達到國際公認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線。

　　很多人誤會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這句話的實際意義，“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實際意思不是擴大現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而是擴大這個人群的比例。讓更多低收入的人進入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這才是此次分配改革的最終目的。

　　“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戰略”的課題中，確定“家庭年收入5.37萬～16萬元、個人年收入3.4萬～10萬元”為中等收入者，中國目前的大約1億人口符合這個標準。”但隨著分配改革的進行，人數將不斷增加。

　　□見習記者 宋曉俐

　　不斷地擴大中等收入者在全體國民中的比重，讓中國的國民收入分配模式朝著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發展。

　　近日，一份名為“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戰略”的研究報告提交給了國家發改委。這項從2004年開始攻關的課題初衷是為了配合制定“

　　在這份報告中，“規范初次分配領域的秩序”被認為是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主要途徑。“不斷發展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讓更多的低收入人群進入到中等收入者的行列中來。”——成為此次改革中一個最大的亮點。

　　巨大收入差距凸顯諸多社會矛盾

　　“中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諸多的原因將改革提上了議事日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與消費研究室主任陳新年接受《法制早報》記者采訪時，將中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迫切性做了細致的分析，他說：改革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速度過快。

　　國際通用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叫做基尼系數，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樣；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財富都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陳新年說，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數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已經達到0.40以上。這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達到國際公認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線。

　　除此之外，社會分配的“兩極化”愈加明顯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陳主任說，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城鎮居民失業、下崗，農民的收入增長緩慢，社會分配的“兩極化”趨勢變得愈加明顯。而在富起來的這部分人中，又有少數人是通過不合理或不合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致富的，他們并沒有得到社會的認可。所有這一切，都成為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因此，收入差距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地步，現在到了強調公平公正的時候了。”

　　“目前分配秩序之所以比較混亂，很大一部分原因應歸咎于壟斷部門或行業的存在。”陳新年表示，不少單位自行設立了津貼、補貼及福利項目，這些工資制度外的收入名目很多，來源隱密，不易監控。很多壟斷性行業中的普通員工，如司機、清潔工的收入，都遠遠高于勞動力市場的價格，甚至高于其他行業的技術工人。他在對一家銀行進行調研時發現，由于銀行是事業單位體制，其單位的司機月工資為2000元，而同期如果到市場上招聘一名司機，則只需提供1000元的月工資。

　　據了解，與改革開放同時起步的收入分配改革，最初的考慮是為打破平均主義和“大鍋飯”，選擇的是非均衡發展戰略，鼓勵“效率優先”。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素質差異、資本占有數量差異、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區域差異等市場化因素便很快產生出初次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說這部分差距是社會發展必須接受的“代價”，那么因隱性福利、行業壟斷等產生的初次分配差距，與社保、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失衡產生的再分配差距，則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非議。

　　讓更多低收入者跨入中等收入行列

　　“此次收入分配改革中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理念，就是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很多人在看到這一理念之后立刻產生了疑義，為什么要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而不是將對更多的低收入者更大的幫助？”陳新年主任詳細向記者介紹了這一理念的內存含義。他說，很多人誤會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這句話的實際意義，“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實際意思不是擴大現有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而是擴大這個人群的比例。讓更多低收入的人進入中等收入人群的行列，這才是此次分配改革的最終目的。

　　如何做到擴大中等收入者比例呢？

　　陳新年詳細地進行了細化解讀：“主要途徑是‘規范初次分配領域的秩序’。”創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環境，逐步消除一小部分人靠不正當手段暴富的機會；國有單位的通病是“平均主義”，所以要建立健全國有單位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公有制內部反對平均化，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強調把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在非國有單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利潤侵蝕工資”，所以在非國有單位要實行最低工資保障制度。

　　“掃除體制障礙，創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環境，才能使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機會進入中等收入者隊伍，那種不正常的仇富心理就會減弱。”據陳新年介紹，在掃除體制障礙方面，該研究報告提出了三點措施，對于自然壟斷性行業，要限制其利稅和工資水平，而非自然壟斷性行業，就要減少限制，取消行業壟斷和政府干預這樣一些非經濟因素，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國有資產要實行有償使用，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建立收入分配的約束機制，要做到“勞動收入工資化，工資收入貨幣化，各種收入透明化”。陳新年表示，目前各種收入不透明，體制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指非正常秩序變化當中的不公平和腐敗現象，這要從法律方面加強約束。“以上三點的目的是建立一種秩序，減少非正當手段暴富的機會。”陳新年建議，還要鼓勵創業，保護合法收入和生產者的安全，鼓勵人們去創造，獲取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機會。

　　“橄欖型”收入結構

　　安撫高中低三類人

　　在這項“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戰略”的課題中，確定“家庭年收入5.37萬～16萬元、個人年收入3.4萬～10萬元”為中等收入者，中國目前的大約1億人口符合這個標準。”陳新年帶領課題組從戰略層面上劃定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標準，“標準的確定不是對現有收入簡單的平均數。”

　　我們從戰略意義上提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對中等收入的理解就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中等收入概念，而是把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者定位成生活較富裕和生活較富裕人群，他表示，該標準的確定主要基于三個基本原則。

　　首先要充分考慮我國的國情和發展階段。我國人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元，只有發達國家的五分之一、六分之一、甚至更低，用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標準來衡量顯然是不合適的。“要考慮到，我國現在生產成本和物價比較低，用比較低的收入就能享受較富裕的生活和物質水準，所以在確定中等收入標準時就不能太高。”

　　其次是擴中的背景和現實意義。擴中依托的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擴中就要考慮與小康社會的標準對接起來。用2020年的收入標準標衡量，現在只有7%-10%的人屬于中等收入者。“小康社會的標準對實現擴中戰略很重要。”陳說。

　　“還有一點就是國際可比性，加入世貿后是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不要因為標準太低而盲目樂觀。”改革之后最理想的狀態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就是要構建經濟學上所推崇的“橄欖型”或“紡錘型”收入分配結構。這種低收入和高收入相對較少，中等收入占絕大多數的收入分配結構，可以說是最理想的收入分配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從金字塔型到橄欖型轉變也是建設

　　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

　　肩負起應有的責任

　　在2006年的“兩會”上，一位長期研究中國分配制度的政協委員李永海首次提出：“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肩負起應有的責任。”李永海說，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費用的急劇增長是制造貧富差距、加劇社會不公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勢人群，更是飽受其苦，如何快速構筑起一道社會保障屏障，保護低收入家庭不被拖垮，更是政府當下要盡快解決的問題。

　　建立初級的社會保障體系、使稅收政策落實到位、建立各種規章制度，是許多專家對收入差距過大開出的藥方。但是，這些藥方，都離不開政府的強力支持。據介紹，美國在1935年、英國在1945年相繼建立了初級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目前的公共財力已遠遠超過當時的美國和英國，是有能力建設初級社會保障體系的。”李永海表示，這個初級社會保障體系低標準、廣覆蓋、有實效，能夠覆蓋所有農村、城鎮所有勞動者，而政府只需要投入3000億元就夠了。“要知道，去年我國財政收入已經達到3萬億，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

　　李永海還認為,在調整目前的

　　“目前人們對行業壟斷怨聲載道，只要建立了規章，這個問題便能解決。”李永海認為，政府對壟斷行業的調節不成問題，怕的是政府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李永海解釋，某市移 動公司的老總曾向他訴苦，其實他們很想把價格降下來，但無奈當地發改委不同意。“在這個問題上，政府角色是缺位的，有時候甚至錯位。因為通過行業壟斷，地方政府能夠增加稅收收入。”

　　全國政協委員孫繼業說，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是公平和效率的問題。公平和效率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必將嚴重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為了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最優平衡點，求得社會和諧，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調整。要加強對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監督和管理，加快推進電力、石油、鐵路、民航、電信等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放寬市場準入條件，強化壟斷收益分配管理，調整壟斷行業的利潤分配制度，建立壟斷超額利潤上繳制度，將壟斷利潤收歸國家財政。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