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元竹

　　繼衛生改革和教育產業化問題遭到全社會一片指責之后，現在購房難問題也遭遇同樣境況。中國怎么了？衛生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和住房產業化出了什么問題？其實這三個問題的實質上是一樣的。拋開衛生和教育不談，購房難首先難在政府過早、過于徹底地推出住宅領域，把全社會住宅推向市場。要走出這種對于市場的過度依賴，中國必須反思自己的發展哲學。

　　美國華盛頓特區經濟政策研究所生活標準研究項目主任、資深經濟學家Jared Bernstein，在其新作《同舟共濟—公平經濟共識》(ALL TOGETHER NOW，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下稱《同舟共濟》)中，反思了美國近230年的歷史及其在經濟技術不斷進步前提下的日益突出社會問題，也許能夠對我們產生一些啟示。

　　“做你自己的”

　　Jared Bernstein認為，堅持以人為中心和保證人人能夠分享發展成果的公平經濟是發展政策的核心。保護美國人民的私人權力一直是美國價值的核心，但是由于過分強調個人主義，人們被推到了相互孤立的境地，盡管經濟持續發展，似乎人人都感到饑餓；過分強調個人主義政治和社會哲學正在傷害著美國，危及國家的未來，危及后代的發展，更為荒唐的是，它使那些試圖實現美國夢的人變得更加艱難。

　　極端的個人主義的含義，有時是含混的，但大部分時間是清晰的，即“做你自己的(You’re on your own，簡稱YOYO)”。YOYO價值體系的核心是極端個人主義：作為一個國家，不管它面臨什么樣的嚴峻挑戰，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個人照顧好個人。在過去的歲月里，它產生了一系列充滿極度個人主義基因的政策措施，它的核心不是通過政府來解決面臨的經濟社會問題，而是通過市場。

　　Jared Bernstein分析發現，YOYO運動的中心目標是繼續，甚至加速把政府和國有公司的經濟風險轉嫁給個人或他們的家庭。人們可以從最近若干保守主義的表面動議看到其暗藏著的YOYO動機：

　　根據Jared Bernstein的分析，任何時期，這個快速YOYO運動的經濟風險再分配始終不是一個好的消息，特別是在這個充滿風險的當代，風險再分配越來越不利于社會大眾。新世紀伊始，人們面臨巨大的經濟挑戰，許多挑戰已經造成了人們生活的巨大不平等和高度經濟不安全。但是作為主流價值觀的YOYO不能夠產生具有應對性的、積極的解決方案，不能使大多數人脫離這些巨大不平等和高度經濟不安全。全球競爭加劇、衛生成本增加、壽命延長與

　　“我們一起做”

　　面對YOYO的困境，Jared Bernstein認為，我們需要一個變通的理念，這個理念既能接納個人自由，又強調這種個人自由應當通過更合作的方式來應對人們面對的挑戰來實現。他稱之“我們一起做”( We’re in this together，簡稱WITT)。

　　Jared Bernstein認為雖然這個WITT變通議程利用政府去實現預期目標，但決不是號召政府花費更多的支出。事實上，人們必須保持個人和集體行動的平衡。

　　本書的目的在于讓人們考慮去建立一個新的路徑。它的核心是我們可以使用政府這一工具去建設更公正的社會，一個大家能夠共同分享發展成果也能保護個人價值的社會。重要的是，在WITT議程下，人們通過創造一個重新連接強壯、靈活的經濟與所有工作家庭生活標準的經濟組織。

　　當YOYO 經濟學不能解釋為什么我們不能改變全球化經濟來滿足我們的需求，或為什么我們不能為成千上萬的缺乏基本權利的人提供基本衛生需求時，WITT議程迎面而上，迎接這些挑戰。

　　Jared Bernstein認為，人們已經為他們拋棄政府能夠去幫助解決他們所面臨的挑戰的信念付出了代價。人們已經阻斷了在正常環境中可以引導他們對于正在發生的事情深深震怒的官能。當人們使用市場手段解決每一個問題時，他們自己卻掉入了陷阱。人們需要逃離有局限性、玩世不恭的理念，追求人類的、集體的，而不是純粹個人的、互惠互利的理念。

　　不僅僅是美國現象

　　過去二百年，貧富差距、國與國之間的差距并沒有隨著經濟和技術的增長而縮小，相反，卻在不斷擴大。其背后的原因是復雜的，過度市場化、知識經濟發展、全球化都是值得深思的原因。在全球化條件下，治理的有效性，包括國內和國際治理，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健康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換句話說，這是實現持續、全面和均衡發展的基本條件。

　　對于中國來說，最近幾年出現的諸如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等問題，其背后的教育產業化、公共衛生產業化、房地產全面市場化是值得進一步反思的。這些問題有其深層的政策價值取向和理論取向，決不是簡單的政策操作失誤。

　　市場曾經是人們崇拜的管理模式。人們過分崇拜市場，并把市場化簡單地引入公共服務領域，結果導致了日益擴大的社會差距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在胡鞍鋼、王紹光編的《政府與市場》一書中曾提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在討論發展的核心問題時，最關心政府與市場的相互作用。大多數國家取得的共識是，要重新考慮國家的作用，政府在那些市場可以發揮作用或可以使其較好地發揮作用的領域要少干預；在不能僅靠市場發揮作用的領域，政府應當多做些工作。這首先意味著政府要對教育、醫療衛生、營養、計劃生育和消除貧困工作的投資；建立質量較好的規章制度和法律環境；為公共開支的融資動員資源，以及提供穩定的宏觀經濟基礎”。

　　目前“中國處于對未來發展決策的關鍵時期，從2006年開始，未來5年起將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向。政府應當讓更多的人參與這個決定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決策中來，如果大部分人認為‘我不能影響未來發展，我何必參與’或‘官員與商人決定未來，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國就很難看到一個有效的發展規劃和解決問題的一攬子措施。

　　促進更多的人民參與將是中國應對危機的最有效的辦法。這個過程一方面依賴于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有力的國際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一方面，通過技術開發來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技術方面的差距，提供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技術含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結構轉型，加強我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通過技術開發來應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和資源危機或公共衛生危機，緩解人口和資源壓力；經濟增長可以廣布財源，提高人民收入和福利，這些主要是通過政府的努力實現的。

　　治理在國際和國內都需要的是我們現在所說得善治，即政府在處理國內公共事物和國際公共事務的過程中，通過積極的制度安排，使國家面對內部和外部的挑戰能夠以最有效的方式解決。

　　(作者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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