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樹宏

　　近年來，社科界、經濟界上都在熱論一個話題，即：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后，就進入了一個重要的經濟轉型期和社會轉型期，同時也將進入一個社會結構深刻變動、社會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風險期。這就是所謂“1000美元”現象。如果這一時期應對失誤，經濟將徘徊不前，社會將長期動蕩，也即通常所說的可能掉進“拉美陷阱”。

　　一般看來，這個說法是對的，也符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發展實際。過去近200年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多經過了以上所述的那個歷史階段。但如果只是簡單地用GDP這個參數來對比和分析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則失之于簡單和偏頗，甚至可以說忽視了其中許多實質性的區別，掩蓋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這種情況是很讓人擔心的。

　　個人認為，與過去同處這一時期的西方國家相比，以下幾個方面的大差異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

　　一是政治環境和政治體制不同。另外，在經濟體制方面，雖然我們已經在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子，但畢竟還是處于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體制遠未建立和完善。

　　二是我們仍然處于比較低級的工業化階段。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時期，一般都已經經過或者正在經過工業革命，而我們明顯還遠遠沒有完成必須經過的完全意義上的工業化，而且在這個時期，全球化、

　　三是我們的國家機器還很不健全。西方國家經過上百年甚至200年才達到的這個階段，我們通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就基本達到了。經濟和社會發展得過急過快，但卻不是全面、協調的發展，人口問題、環境問題和社會發展問題，包括經濟質量、經濟效益的問題都十分嚴重；我們的民主既不發達，法制更不健全，還遠不是十分完善的民主法制社會，許多問題最終還是要黨和政府才能解決；作為社會重要的緩沖器和潤滑劑的社會組織、中介組織也很不發達，而且大多沒有與政府切斷臍帶，還是政府的“附庸”。執政黨解決不了的社會矛盾，西方國家可以通過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和社會組織、中介組織來解決或幫助做一些工作，分擔一些責任，我們還遠遠不行。

　　四是我們的國民素質還不高。西方國家大多經過了資本主義階段，國民教育基本上做到了與經濟發展同步，更有一些國家經過了文藝復興。而我們國家是從封建社會、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村的產業化遠未完成，在一定意義上說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國民教育特別是農民的教育狀況還很落后。比如文化水平低下，小農意識濃厚，廣大基層群眾甚至基層干部對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的認識不全面、不到位，處理容易欠缺理性，民主訴求多而法律訴求卻高度缺失，等等。

　　五是改革開放20多年，我們確實積累了太多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許多農民失去了土地，許多工人失去了工作崗位，社會保障體系卻完全沒有跟上來；我們的發展雖然確實讓一些人先富了起來，卻沒有讓更多的人能夠共同富裕起來；我們的城市也確實發展了起來，廣大農村卻做出了很大的犧牲，但他們換來的卻是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城鄉差別。更嚴重的是，在全國許多地區尤其是欠發達地區在改革開放初期10年解決了溫飽后，近10多年來非但生活沒有往前走，一些人甚至比前10年還要貧困。從這個角度說，我們最近經常說的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反哺說”是不夠的，應該是“回報”才對。

　　由此可見，我們目前面臨的經濟社會轉型，并不是像西方國家同期所面對的“1000美元”階段那么簡單的。如果我們看不到以上所說的實質性區別，從而在認識上失之于片面，在實踐中迷失方向，被所謂的“1000美元論”所蒙蔽、所誤導、所掣肘，就難以從根本上去分析、看待和應對這個時期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就可能抓不到要害，甚至做出錯誤的判斷和行動而釀成大錯，結果將是非常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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