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經濟學·秋風專欄

　　世紀之交的時候，把中國與印度放到一起比較，成為全球談論的一個熱門話題。美國《外交》雜志2006年7/8月號的封面報道是《印度崛起》，共有四篇文章，其中三篇談論印度崛起對全球戰略的影響，第一篇《印度模式》則討論印度過去20多年經濟增長的基本路徑。作者達斯先生是寶潔印度公司前CEO，著有《印度掙脫束縛：從獨立到全球信息時代的社會與經濟革命》一書。

　　中印過去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有很多相似之處，兩國均從1980年代開始進行改革，隨后的增長趨勢兩國也相似，1980年到2002年，印度經濟年均增長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長7.5%，在中國，這幾年的投資過熱也推動GDP持續超高速增長。總起來看，過去20多年，中國在總量指標GDP增長率比印度高，人均GDP目前已是印度的一倍。

　　印度經濟結構更吸引人

　　不過，印度模式似乎更吸引人。首先看產業結構。一般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是按照農業-工業-服務業的次序展開的，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中國選擇了發展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迅速成長為“世界工廠”，工業比重在GDP中所占比重極高，目前為47%。

　　但印度似乎是工業革命模式的一個例外。其經濟中比較發達的產業是服務業，服務業在印度GDP中的比例從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相反，中國服務業則要落后得多，僅從1990年的31%增長到40%，工業只占到其GDP的27%，整整比中國低20個百分點。印度最為引人注目的服務業是面向全球的外包業務，這使印度成為“世界后方辦公室”。

　　產業結構決定了GDP的結構特征。在印度，消費是GDP的主體，占64%，即使在歐洲，這一比例也只有58%，日本是55%，至于中國，只有42%。消費為什么會在印度經濟增長中唱主角？主要原因可能是，快速發展的服務業使中產階級規模急劇擴大，他們的消費自然地驅動了經濟增長。過去20多年，印度中產階級數量增加4倍，目前接近2.5億。相反，中國致力于發展面向出口的加工工業，因而，大量投資于工業與基礎設施，至于需求，則嚴重依賴出口，這使經濟對出口與投資十分依賴：這兩項目前占到中國GDP的75%，并以每年接近30%的速度在增長。

　　由此可以看出，印度確實形成一種獨特的、與東亞、尤其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國內市場而非出口，依賴消費而非投資，依賴服務業而非工業，依賴高技術而非低技能制造業。

　　印度增長模式的社會效果似乎也不錯。投資銀行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專家羅奇說，印度消費驅動的增長方式可能要優于中國的資源動員模式，因為，這種消費驅動模式比起其他發展戰略來說，更有效地造福于民眾。同樣是經過2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凸顯，印度的不平等增加幅度卻遠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基尼系數來衡量，印度目前是0.33，美國為0.41，而中國是0.45。當然，印度模式可能存在一個問題，即勞動密集型加工工業發展遲緩，不能為農村低技能人口提供充分就業崗位。

　　增長的道德性

　　這一結構性差異背后是兩國經濟增長不同的制度框架。對此，達斯先生的文章簡單地解釋說：中國的增長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印度的增長則是企業驅動的。在中國，國家控制的銀行發放的信貸只有10%給了私人部門，盡管私人部門雇傭了40%的勞動力。而在印度，私人企業家獲得了超過80%的貸款。

　　對達斯先生的這個觀察結論可以予以擴展。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就指出，東亞模式普遍依賴資源的高投入來換取高增長。在中國，這一點更為明顯。在一些領域，政府利用權力人為地抑制要素價格，誘導國內外企業進行投資。盡管法治、產權保護、合同執行等制度基礎均不健全，但政府授予投資者的租金卻對國內外投資者形成強大誘惑。由此推動的高速增長，也讓政府回避了一些制度公共品供應匱乏的難題。

　　因此，

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的高強度投入，在印度，GDP增長的30%來自生產率提高，而不是出自資本或勞動投入增加。根據一項精細的研究報告，印度經濟體的年度利潤率從1980年的 11.5% 增長到1999年的16.5% ，這20年期間的平均利潤率達到14.3%；中國經濟體的年度利潤率從1980年的 13 . 5% 下降到2003年的 8.5%，中國在1978年至 2003年這25年期間的平均利潤率是10.9%。

　　由此導致的一個重要經濟后果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長表現奇好，卻沒有產生偉大的企業。印度卻已涌現了二三十家世界級公司。在中國，還有一個事實：這套增長機制每天在誘導企業家犯罪。從前那些國企強人在風光無限之后一個個落馬，在最近若干年發展最快的

房地產業，能有幾個

開發商潔身自好、沒有卷入權錢交易？健康的經濟增長的主體只能是企業家，如此脆弱的企業家群體意味著中國經濟缺乏保持長遠增長的基礎。

　　目前印度也試圖學習中國模式，吸引外商投資，強化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在印度民主體制的約束下，政府不大可能為了吸引投資而授予企業以污染特權，其勞動法規也使企業和政府難以合謀控制勞工工資。印度勞動法體系的取向跟中國相反：印度勞動法對勞工的保護在很多人看來過分了，中國勞動法規對勞工的保護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所有這些意味著，印度的增長速度在短期甚至中期內，絕無可能趕上中國。但是，GDP增長速度、規模或者哪怕是人均GDP，快的未必是好的，經濟發展不是開運動會。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實有必要超越淺薄的實證主義，討論增長的道德性。這種道德性體現于增長的結構、動力及其財富分配格局中，這些決定著增長能否持久而穩定；也體現于增長的社會、文化與精神后果中，即增長不是把人工具化，變成增長的工具和財富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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