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少文

　　日前，廣州市衛生局出臺的一項《新聞媒體管理規定》(下稱《規定》)引來了外界的強烈質疑，在該《規定》中，提出“市屬醫院接受媒體采訪，須提前兩天報請衛生局批準”。

　　《規定》公布伊始，廣州市衛生局負責人對外解釋出臺這一《規定》的原因是：有些醫務工作者“不是他發表意見的時候他發表意見，把我們的正常醫療秩序搞亂了”，并稱這是一項內部管理規定。

　　面對質疑，該市衛生局領導后來改口稱：“這一《規定》只針對突發公共事件，不針對日常的新聞報道。”

　　聯系在近期

衛生部的兩次新聞通報會上，新聞發言人委婉地批評媒體“丑化醫院”，可能導致醫患關系緊張的言論，其中折射出來的整個醫療衛生系統在對待外界批評時的一種耐人尋味的心態。

　　謠言止于智者，更止于公開透明，勿論是“日常報道”，還是所謂“突發公共事件”，這樣的道理，大概多數人都知道。從“醫患緊張”到“醫媒緊張”，在過去一年多筆者的采訪經歷中，體會頗深。一是采訪大型公立醫院管理者以及衛生管理部門負責人的困難，二是采訪過程中部分醫務工作者對“公共利益”看法的分歧。

　　對于媒體屢屢報道的紅包、回扣、大檢查現象，在醫生群體中存在著相當大的抵觸情緒。在醫改討論最為激烈、媒體批評也最為激烈的2005年，這種情緒一度達到了高峰。

　　而醫院趨利化，管理混亂的延伸解讀，則是對衛生部門的管理不到位，改革公立醫院壟斷利益作祟的批評，對此，衛生部門亦并非沒有壓力和怨言。

　　事實上，在

醫療改革推行的過程中，有兩種心態是普遍存在的：公立醫院對改革的抗拒，作為非企事業單位的公立醫院，壟斷者的優勢心理絲毫未減。另一種心態則是怨言四起，將改革過程中造成的醫患緊張、醫院腐敗的根源完全推給制度、推給社會。

　　這種“罪不在己”的心態，在衛生系統里可以說從上上下下都存在。在前一種心態引導下，行為封閉，與外界的溝通和交流保持著一種傲慢態度，這種心態在

壟斷行業普遍存在。在后一種心態主導下，醫院方面認為收取紅包、回扣是一種正常的心理和行為，有些衛生行政部門亦默認這種行為的存在，承認其“一定的合理性”。而當這種對公共醫療“價值觀”的理解與媒體所持價值觀出現沖突時，就可能變成一種對抗。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這種心態的存在也成為阻礙改革進展的一大重要原因。媒體的批評與監督的目標是“規范秩序”，如果將“秩序混亂”的原因怪罪于媒體，無異于本末倒置，推卸責任。對輿論監督的躲避、控制、“凈化”，實際上反映了衛生系統對民意的一種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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