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振華

　　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收入分配改革會成為政府的一項中心任務。但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政策思路不清晰、具體的政策舉措不抓住問題的要害，有可能導致在操作層面上改革目標很難實現。

　　如果僅僅是將收入分配改革簡單地理解為加工資、對社會保障體系進行一下小修小補，則是對收入分配改革的誤讀。從收入分配改革的有關信息來看，有兩個層面的問題被混為一談了，一個是市場化的收入分配制度、一個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在正常情況下，居民獲得收入有兩個渠道：其一，在市場上，居民出售自己的資產或勞動獲得收入；其二，居民獲得一些來自政府的補貼性收入。前者是市場行為，后者是政府行為。當這兩個層面的收入分配渠道暢通時，“收入分配”不會成為一個“問題”。如果提及“收入分配制度”需要改革，必定是這兩個渠道或者至少是后一個渠道出現了問題，而改革的途徑也就立足于兩個層面制度的完善。

　　居民在市場上出讓自己的資產或勞動力獲得收入，交易的實質是居民的“權利”，由此又需要一個公平的市場規則。市場交易是一種競爭，居民爭相將自己的“權利”出讓給出價最高的買家，這種競爭會造成居民收入獲取上的差距、會形成作為競爭結果上的“貧富差距”。但是，只要居民的交易行為是遵循市場規則，進行公平權利交易，由此形成的“貧富差距”被認為是合理的。

　　當然，對于正常市場交易形成的“貧富差距”，社會公眾會通過某種形式形成一種“共識”，比如對于市場競爭失敗的赤貧者，政府會通過公共財政體系進行財富的再分配，這就是建立所謂的“社會保障體系”，其目的是讓赤貧者也能享有一定水準的生活水平。在現代社會，建立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體系，被視為是各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所在。

　　在完善第一個環節中，問題無非是兩點：居民是否有擁有平等的“權利”，市場交易規則是否健全。在第二個環節上，當今世界所有負責任的政府，均已建立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體系，

　　今天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在上述兩個環節上都存在不完善之處，居民權利和公正的市場規則、社會福利體系都存在缺失。比如現行的城鄉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等，這些都使農村人不能夠像城里人那樣獲得收入更高的工作機會，也不能像城里人那樣得到更高、更好的受教育的機會，其實質是農村人“權利”的喪失。

　　在一些事業單位，職工收入水平過低，可以通過加薪的辦法�？墒�，針對農民工收入過低這一事實，政府根本不可能強行命令資方給農民工加薪，最多只能采取飽受爭議的提高最低工資這一措施。

　　怎么解決農民工收入過低的問題？辦法只能是認同并保護農民工所應該享有的權利。其一，在勞動力市場上，允許農民工自由遷徙，不得對農民工的遷徙設置任何歧視性政策限制，鼓勵農民工組織——工會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其二，在源頭上讓農民工獲得與城里人同等的受教育的機會，如果說生存權是毋庸置疑的最現實的人權利，則為了保障生存權的落實，則必須讓個體擁有一定的生存能力，這體現在同等的受教育的機會和一定程度的醫療保障。自由遷徙、自由集體談判、平等的受教育機會、醫療保障，這并不是什么鼓勵懶漢的現代“福利病”，而是各國的普遍共識，只要上述權利得到落實，農民工的收入水平自然會獲得提高。

　　針對另一個極端，壟斷性行業享有過高的收入水平，本質上也是這些行業擁有了不當權利，這一環節上的收入分配體系改革依然應當是從調整權利體系、完善市場競爭規則入手。

　　市場化交易體系與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其實質是完善公民的權利體系。唯有落實公民之基本權利，才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所在。(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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