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繼豐

　　關于人民幣匯率

　　截至今年6月底，中國外匯儲備余額為9411億美元，年增長32.37%，人民幣匯改一周年后，如何深入改革？

　　陳旭敏：貿易順差是儲蓄和投資失衡的結果。特約撰稿人陳旭敏7月18日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主流”經濟學家催升人民幣》的文章，認為：中國的巨額經常項目順差，并不是人民幣被低估的結果，而是在全球貿易和貨幣體系開放背景下，中國經濟內部儲蓄和投資失衡的結果；即使將人民幣升值，只要中國仍存在儲蓄和投資缺口，順差仍然會持續，只是到時經濟環境不是現在的通貨膨脹壓力，而是潛在的通貨緊縮壓力。中國也遠未到一定要動用匯率工具來解決貿易順差的時候；在目前全球央行處于加息通道時，中國最好慎用升值工具，如果一旦全球經濟反轉，利率開始下調，中國利率必將亦步亦趨，到時中國又將在“流動性陷阱”和人民幣升值面前作出選擇。

　　張茂江：中國目前還不能完全采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廣東培正學院金融學系主任張茂江《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分析》的文章(《體制改革》2006年第5期)，認為：爬行帶匯率制度以及“BBC”準則中區間軟化后的監督區理論是我國現行匯率制度改革選擇的理論依據；貨幣政策面臨的困難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匯率制度，而現行匯率制度存在的缺陷也并不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制度需要根本上的改變；進一步而言，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在現在乃至今后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將不是中國可以采用的匯率制度；如果中國實行完全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將無法享受到浮動匯率制度帶來的好處，而且可能要承擔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波動劇烈所造成的損失。

　　李天棟：人民幣應保持一定程度低估論。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博士后李天棟的《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目標與條件——基于經濟增長視角的研究》(《國際貿易》2006年6月)文章，認為人民幣應該保持一定程度的低估。文章認為，只有當匯率低估，才能使經常賬戶保持順差。通過經常賬戶獲得的順差是對外國的要求權，不存在償還的壓力，因此不會出現期限不匹配和幣種不匹配這兩個可能導致貨幣危機的不匹配現象。如果不具備這個條件，匯率升值就有可能導致國際收支流動性不足，引發貨幣危機。

　　關于

宏觀調控

　　在全球經濟失衡、國內經濟存在一定經濟過熱的情況下，宏觀經濟調控需要解決哪些問題，如何進行調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于2006年7月22~23日在北京舉辦“第三屆中國宏觀經濟走勢與產業發展高層論壇”，就宏觀調控學者們講述了自己的觀點。

　　吳敬璉：宏觀調控需要解決三方面的理論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會上提出，宏觀經濟調控需要解決三方面的問題：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問題(沒有新增的生產能力的條件下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對比)、長期性的宏觀經濟問題、做短期分析和長期分析背后的分析需要的理論框架問題。

　　盧中原：科學的宏觀調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盧中原認為，需要進行科學的宏觀調控：科學的宏觀調控要強調科學性、前瞻性、預見性；科學的宏觀調控還要在總量平衡的前提下，促進結構升級和增長方式的轉變，來保證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協調性，這就是宏觀調控在中國所面臨的新的嚴峻的挑戰；宏觀調控還是要堅持以間接控制方式為主，以法律的經濟的手段為主要的手段；要達成科學的宏觀調控的目的，宏觀調控體系，以及相關支撐的體制必須改革，必須在深化改革當中完成宏觀調控的科學化。

　　魏加寧：人民銀行的三大手段能否見效還需拭目以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在分析了宏觀經濟運行的形勢后，認為當前經濟形勢確實是出現了經濟增長速度偏快，銀行信貸資金增長過快；人民銀行使出了三大手段能否見效還需拭目以待，但是基本方向是正確的。需要注意地方政府項目貸款，尤其是中長期貸款，其實風險程度應當根據地方財政的風險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視同仁地貸款，將加大銀行未來的風險，等于把風險集中于銀行，集中于中央政府，集中于未來；防止和控制經濟過熱應當主要依靠貨幣政策，但是財政政策也應當有所作為；允許地方政府發債有助于地方政府的宏觀調控。

　　關于八國峰會

　　八國峰會(G8)在俄羅斯舉行，G8在世界經濟的發展中發揮著什么作用？其全球影響力如何？

　　王逸舟：八國峰會是當今世界的重要協調機制。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王逸舟，7月18日在強國論壇中認為，G8是當今世界一個重要的協調機制,原先側重是在經濟方面，現在越來越多地轉向政治、外交和國際關系。總體上講，它反映出以西方大國利益為主導的一種協調過程，但是同時也對國際社會起很大的影響；G8也是一個風向標，每年一度的八國峰會，折射出當年的最重要的國際事件和趨勢；G8還是一個復雜的對話過程，不僅有西方大國之間的協商對話，近幾年也越來越多地納入了發展中世界的一些大國，甚至把像77國集團、歐盟、非洲聯盟、世界銀行、國際

貨幣基金這樣一些重要的全球性和地區性組織納入對話范圍，這作為一個重要平臺，能夠比較及時地反映出現實中各國關注的重大問題。不管最終解決效果如何，至少它能把問題及時地加以溝通和協調。

　　吳妙發：G8的影響在減弱，威信在下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吳妙發在強國論壇中認為：G8的影響在減弱，威信在下降。吳妙發認為：西方輿論和東方輿論中，G8無論是政治影響，從全球治理角度來看，G8的影響是在減弱的，威信在下降。從政治上看，現在的美國被

伊拉克局勢、伊朗核問題、朝鮮核問題以及最近的巴以軍事沖突所困擾；經濟上除了美國GDP是以5.6%的速度在發展以外，其他的歐洲國家經濟狀況都不令人滿意。相反，從被邀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狀況來分析，經濟是在強勁發展，政治影響不斷加強。例如中國，西方很多輿論在講，被邀請的發展中國家，已經對整個世界的經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特別是中國的經濟對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作用更加不可忽視。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發展中國家總的態勢處在一個優勢上，所以從這種情況來看，G8看到沒有與發展中國家進行對話，世界上重大政治、經濟問題都不可能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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