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青山

　　最近幾年來，央行和外管局在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完善外債管理制度、禁止外匯貸款結匯、放松對居民個人購匯的限制、疏導資金有序流出、收緊預收貨款和延期付匯以及個人結匯政策等等。這些措施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延緩了境外資金流入或結匯的速度(如外債增幅已趨緩)。但是，央行凈購匯和外匯占款的規模仍然逐年放大。

　　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

　　1.驅不散的升值陰云

　　——

人民幣升值預期一直沒有弱化。不僅外國政府繼續在向中國施壓，就連投資銀行和外資銀行中的大多數海外歸來的留學人員，都極力主張人民幣要較大幅度地升值，國內一些專家學者也認為目前的升值幅度不足。但實際上，均衡

匯率是相對的，心理預期和美國的期望值是沒有確切底線的；中國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要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言論是不可靠的。因為如果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比如年升幅超過美元與人民幣的利差，一定會加劇升值預期，刺激更多的資金流入結匯，進而使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非但如此，外界可能還會將此理解為中國政府屈服于外界壓力，以真正損害中國的貨幣主權。與此同時，在中國稅收、環保、土地、社會保障、勞工保護等生產成本均很低廉的情況下，在以加工貿易為主體的外貿結構中，較大幅度的升值不僅難以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平衡，還有可能成為外企、民企壓榨藍領工人的理由，并影響到中國農業生產的健康發展。

　　——經常項目可兌換削弱了資本項目管制的有效性。1996年，中國對外鄭重承諾經常項目已實現可兌換。在此情況下，資本項目往往會假借經常項目名義流入或流出，以規避相關的管理措施。而規避監管最有效的手段，莫過于構造性交易和境內外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比如跨國公司要實現資金多流入的目的，就可以通過出口高報、進口低報或增加境外應付暫收款的方式，將閑余資金，甚至是外債以貿易或服務貿易的名義，調入境內(尤其是處于免減稅期的外商投資企業)。在實踐中還發現，許多個人和企業將期限拆短、將金額拆小，通過構造性交易來規避收匯結匯方面的管理政策。以上這些情況普遍存在于貨幣可兌換過渡期的國家之中，并不是中國所獨有的。另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管制的有效性被削弱是一種普遍現象，外匯管理如此，其他部門的行政措施也是如此。

　　——對外不平衡是對內不平衡的充分反映。在

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中國的儲蓄率一直高于西方國家。近些年，由于教育、醫療和住房成本越來越高，三農問題的解決尚未取得明顯進展，貧富分化現象有所加劇，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還不夠寬，中國的儲蓄率呈進一步攀升之勢，目前已逾45%，比英美的約15%高出許多。

　　這就意味著當前的經濟存在著貧窮與過剩共存、流動性充裕與資金投入不足共存的現象，意味著儲蓄不能形成足夠的消費需求，不能有效轉化為投資，從而導致生產與消費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是導致對外貿易乃至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中國長期實施的重外輕內、獎出限入以及鼓勵創匯的政策，也是造成真假外資大規模流入、貿易及國際收支失衡問題日益嚴重的原因之一。

　　2.發動內需引擎

　　要解決中國國際收支嚴重失衡的問題，光靠外管局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為避免影響到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及可持續發展能力，中國必須結合其他經濟政策，從綜合治理的高度來研究應對之策。

　　——刺激內部需求

　　中國政府現在最應做的，是徹底承擔義務教育所需的費用，并在大學里加大對貧困大學生的資助力度。現在的大學每學年的費用，對貧困農民家庭而言確實太高了。除了教育外，政府還應加大財政投入，建立和完善具有農村特色的醫療合作制度，以避免農民因為重病而傾家蕩產或者因為費用昂貴而不敢看病吃藥。就農民工而言，地方政府應該做的是完善工傷賠償和社會保障制度，鼓勵民企外企設立工會，并按照每小時最低工資制度來嚴格稽查血汗工廠。

　　就城市住房而言，經過連續兩次宏觀調控后，中國亟須完善對地方政府土地收益的管理，界定政府在城市住宅供應體系中的責任。市場經濟并不意味著人民的房子全部由市場來提供。而內地目前卻存在著兩種怪現象：一是城市產權率高達82%(包括房改房)，以致許多剛參加工作的人都提前消費、入市購房；二是地方政府雖然獲得了巨大的土地收益，卻沒有建立受到嚴格監管、可供未來政府使用的土地基金，沒有按比例撥出足夠多的土地收益專門用于建設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另外，對持有非自住物業的購房者，打擊炒樓風的手段應該以持有環節的物業稅和交易環節的營業稅為主。上述兩稅對非居民的非自住物業，稅率應該明顯高于居民。

　　——改變重外輕內

　　目前，地方政府除了逐級下達考核指標外，還為外商提供全面的低成本待遇：包括低地價或零地價，企業所得稅的兩免三減半，營業稅的部分抵免，壞賬損失、準備金、工資、折舊、廣告宣傳及招待等費用的稅前抵扣優惠，以及政府對環保和勞動保護的監督力度較弱等。

　　除了低成本優惠外，其他一些稅收政策也有利于外資揚其所長。比如外債利息可以在稅前扣除的規定，就有利于外商投資企業大量借入股東貸款，通過支付利息來達到規避所得稅的目的(尤其當減免稅期結束之后)。從境外拆入資金用于境內放款只對利息差額部分征收營業稅的規定，也有利于外資銀行發揮自己的強項，從境外大量拆入外匯用于發放國內外匯貸款。這兩種方式都會導致中國的外債余額和短期外債比重逐年攀升。

　　在“三來一補”企業中，由于按工繳費計算的管理費是地方政府收取的，因此，不僅外企的稅費負擔比較輕，中央政府稅收所得也比較微薄。在加工貿易鏈條中，中國無數廉價勞工都在為國際巨頭打工，但中央政府和工人卻一直處于利益分配最末端(地方政府得益較多)。

　　所以，中國政府對外資的市場準入可以逐步、適當放寬，但其超國民待遇應盡快取消。政府的重點應轉向扶植民族工業，鼓勵自主創新。在商品貿易、服務貿易方面政府也應該改變獎出限入的政策：適當鼓勵進口，降低出口退稅率，取消地方政府對出口和旅游外匯收入的貼息補貼，并對資源消耗型和環境污染型的出口實行零退稅政策。在當前形勢下，貿易和旅游業每創匯100美元，地方政府就獎勵1元人民幣的做法已經完全不合時宜了。

　　3.創新與監管攜手前行

　　中國政府要完善內地資本市場，加快外匯市場的創新步伐，并通過價格管理手段來抑制各種套利行為。由于內地資本市場存在許多深層次問題，因此，間接融資比重偏高，不少企業和銀行紛紛以紅籌或國企的形式到香港上市，并把籌到的外匯調入境內。在資本市場跨境單向流動情況下，這勢必會加大國際收支順差的壓力。為此，中國在強化股市融資功能的同時，應繼續凈化資本市場，完善公司治理機制，打擊詐騙、內幕交易及侵占上市公司或股民利益等非法行為，并通過證券公司間接管理、限定購匯額度以及只可在內地交割資金的方式，允許居民個人直接買賣香港的紅籌國企股票(不可購買非內地企業及其他市場股票)。

　　在外匯市場方面，中國不僅應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還應鼓勵金融機構推出外匯孖展、外匯壽險及投資相連產品，并利用豐富的外匯資源來逐步發展國內外匯債券市場，包括允許素質較高的境外機構來華發債等。只要外匯投資工具豐富了，在人民幣升值幅度小于本外幣息差的情況下，個人和企業持匯意愿就會有所提高；同樣，只要有序疏導資金的流出，既鼓勵企業和銀行對外投資或并購，又適當放寬機構和個人投資境外證券市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就有可能通過資本及金融項目的逆差來沖減，至少雙順差的規模不會像近幾年這樣龐大。

　　在價格手段方面，由于短期外債比重較高，非居民紛紛增持人民幣存款，因此中國應考慮引進利息稅或其他價格手段，以此來增加上述企業和非居民的機會成本。與此同時，由于居民和企業減持外匯、增加外匯貸款的意愿都比較強烈，因此，銀行外匯貸款余額已上升至與外匯存款相近的水平(5月底均為約1587億美元)；在此情況下，有關部門確實應加強金融監管，認真落實銀行法人外匯存貸比例不可低于85%的審慎監管要求。

　　總之，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呈現出繁榮與隱憂共存、貧窮與過剩共存等特點。國際收支大幅順差與逆差一樣都是經濟失衡的表征之一，既反映了宏觀經濟的深層次問題，又會導致宏觀經濟的某些矛盾進一步惡化；既涉及地方政府的職責，又涉及中央政府各部委包括外管局和央行以外相關部委的職責。全社會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從綜合治理的角度來提出政策建議。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