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翔

　　位于福州馬尾的福建長隆紡織廠女工劉運芳暈倒在車間內，因中暑死亡。據悉，劉暈倒前，已經發高燒，她曾向工廠請過病假，卻沒有得到批準。

　　從前一段累死人的華為公司所謂“床墊文化”，到紡織女工在車間內熱死，我們自然不能不談到一些企業工作環境的惡劣。在廣義的“工作環境”上，人們自進入企業的一刻起，就必須完全服從公司的一切規定，哪怕這些規定是法律所不允許的，比如超時加班，比如不簽合同，比如沒有三險。老板要求的“敬業”根本沒有法律的底線，而是無條件的。造成這種惡劣現狀的原因，一是工會已經被邊緣化，乃至成為資本的附庸，從來不主動為職工發言；二是職能部門監管不力，無法確保法律在企業內部的真實履行，卻讓違法成為合理的常態。

　　在狹義的“工作環境”上，情況還要嚴重得多，特別是在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員工工作的健康和舒適與否，從來都不是老板關注的問題。員工在臟亂差的環境里，一邊接受高溫酷暑的考驗，一邊還要防止手指頭被機器削掉；一邊忍受著機器的轟鳴和揚塵的飛舞，一邊只能吃著饅頭稀飯對抗細菌的入侵。我們沒有一個關于工作環境的國家標準，對GDP的迷戀讓我們放松了對工人生存狀態的關注。以“女工被熱死”為例，從來沒有一個標準說夏季車間應該裝空調，因此什么也不裝那是“自私經濟人”的本分。

　　我們知道，一些西方國家，對職員的工作環境是十分重視的，根據職業的不同，在安全性、衛生、作業性等方面都有詳細的規定，而我們只有出了事故并且被曝光之后的“嚴查”、“痛斥”以及“罰款”。工作環境的惡劣，澆滅了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加深了他們的絕對被剝奪感，更直接威脅著他們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女工被熱死”固然是老板的冷漠和殘忍，同時也是工作環境標準的缺失與職能部門工作不力的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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