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帀升值問題，最近一直成為影響國內以至國際金融界的熱點問題。而資本之自由流動、維持貨幣政策之獨立性以及保持固定匯率政策不能同時實現，這是一種流行于金融界的三元悖論。

　　我們認為，三元悖論的窘境之爭議通常適用于小型經濟上,未必能解釋中國的狀況。如今不能再視中國為小國，美國在人民幣匯率上施壓顯示出中國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就一個大型經濟體而言,在控制資本賬戶可兌換性的前提下,中國是有能力在固定的匯率政策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同時它的政策對世界其他經濟體也有影響。因此,對中國國內而言,固定匯率政策并非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雖然它會造成外部的不均衡并帶來外來壓力。這些不均衡不只是中國單方面的匯率政策所造成的,還有其它的因素,例如，美國由于反恐戰爭導致的大量軍費開支和財政赤字及新經濟泡沫的崩潰。

　　事實上,目前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問題是可以透過外部或內部的調整來解決。調整

人民幣匯率只是其中可行的方案之一。舉例來說,現階段的不均衡可藉由削減美國公共或軍事支出來解決,而這些支出已相當于世界軍費開支的一半以上。當然,不均衡的情況亦可以選擇藉由對中國放松出口限制來解決。我們可以在國際政策合作架構下,重新調整或維持匯率穏定成為貨幣政策主要的目標。我們需要牢記的是,所有的目標是無法同時達成的，因此必須思考恰當的政策組合。

　　我國現在經常項目盈余大體上相當于家庭經濟部門的儲蓄。促進家庭消費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議程,這不僅有助于解決外部不均衡，且有助于維持經濟增長的持續性。由于外資公司出口超過中國總出口額的一半,人民幣的升值對出口并不會有嚴重的影響。從其它國家進口原料及半成品的公司可以以降低進口價格來抵消出口價格增加的影響。在沿海地區營運的公司為降低勞動力成本,可通過內地的廉價勞動力解決。

　　對我國來說，

人民幣升值或采用更彈性化的匯率政策是一個市場化的契機。人民幣的嚴重低估扭曲了資源分配,而人民幣升值將有助于糾正這種扭曲。我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通過追求經濟市場化,采用更彈性的匯率政策，讓市場決定其均衡水平。我們應該堅定地按照漸進主義原則向彈性匯率體制過渡，這不僅能夠避免激進改革對經濟的不良沖擊，而且能夠讓市場參與者有更多的時間來調整他們的行為，并逐漸適應新的匯率機制。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所堅持的

匯率改革的可控制性、漸進性和均衡性原則是有意義的。

　　本報特約評論員　趙志君(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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