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發生新的變化：貸款和貨幣增長與經濟運行關系的經驗參數動搖，貨幣金融體系流動性過多導致過熱風險升高，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成為流動性增大的重要來源，貿易摩擦和匯率升值壓力依然存在，國際資本并購大軍欲搶灘登陸，國內產業迎來的不是重組機會就是致命沖擊。在國內國際多方面因素的沖擊下，2006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熱度是持續上升還是保持穩定呢？應對變化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效果如何呢？

　　1 通縮or通脹

　　袁鋼明：“除了房地產，現在沒有過度瘋狂增長的部門。2004年鋼鐵、水泥、電解鋁增長速度都是100%以上，現在沒有這樣的部門了，都是很正常平穩的增長。”

　　王小廣：“判斷經濟過熱根本不能用CPI看，我覺得主要是看投資，看經濟增長速度本身，CPI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已經發生變化了。”

　　袁鋼明：單單從增長速度來看，應該說過熱了，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大致是GDP增速在9.5%~10%，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大概在25%，工業生產增速大概是15%，現在這三個指標全面上升，都較大幅度地超過了原來預想的比較安全的范圍，所以從投資和GDP增長的態勢和水平來看，可能已經過熱了。

　　但是，如果把范圍再放寬一點，從同期幾個點上比較來看，特別是把2006年的數據與2003年和2004年相比,可能還是比較穩定的。

　　這是因為：第一，目前沒有通貨膨脹，CPI和PPI都比較低，這可能是由于經濟還不是那么熱，也可能是因為消費過低。第二，瓶頸行業出現了增長突破，電力、煤炭、鋼鐵這些瓶頸行業的快速增長帶來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且有利于潛力更好地發揮出來，也就是說經濟持續增長的界限上升了。2003、2004年在瓶頸制約下，GDP增長只有9%，而現在增長11%，而且這個11%是短期內瓶頸部門快速增長形成的，所以還可能快速增長。第三，除了房地產，現在沒有過度瘋狂增長的部門。2004年鋼鐵、水泥、電解鋁增長速度都是100%以上，現在沒有這樣的部門了，都是很正常平穩的增長，有的甚至速度還下降了，而且沒有投機等比較混亂的狀況。第四，沒有過度預期，2003、2004年期間很多部門覺得有暴利，拼命上項目，但是現在都穩下來了。

　　易憲容：我的判斷是經濟過熱。過熱的表現有很多，第一，一季度房地產的信貸增長是48.5%，這個增長速度比2004年的時候增長了17個多點，比2005年還高了30%。以往的房地產發展就是沿海一線，比如上海、廣東，占了比重的70%，去年的宏觀調控這一線就下降了。但是東西部地區增長速度一下就超過了35%，整個房地產的過熱由以往的沿海一線，已經蔓延到全國了。

　　從2006年的數據來看，東部地區的增長幅度又開始上升，去年是14%點多，今年又是18%點多了，開始回潮。中西部地區增長幅度就是30%多，這個數字是比較大的，因為它可以拉動其他產業的增長，跟房地產關聯的產業有50多個。

　　從CPI角度來看，我一直在批評CPI，增長的部分往往不統計進去，例如

房價，一方面，它比重很低，另一方面這個計算是1993年虛擬房租計算出來的東西，在整個CPI里面，我們房價的變動根本沒有反映。

　　范劍平：上半年經濟運行的特點，概括為八個字，一個是“全面加快”，第二個就是“逐月增高”。大家都知道從一季度和二季度的情況來看，我們二季度4、5月份兩個月的工業增加值的數字可以測算出來二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超過11%，這個可以從工業增加值和GDP的關系推算出來，投資也好，都是在逐月加快的。

　　為什么今年會有這么快的增長？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今年上半年，世界經濟中的各大經濟體普遍是增長加快高于預期，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第一季度，印度和俄羅斯這兩個最近兩年經濟增長比較快的經濟體都是增長加快。這是全球性的貨幣流動性過剩引起的全球經濟增長加快，全球經濟景氣還在上升。現在還沒有看出來這一輪世界經濟擴張期到了頂峰，沒有看到世界經濟景氣指數已經到頂的跡象。

　　我國上半年經濟增長加快，從支出的角度講，很大一部分是來自進出口需求對GDP的拉動。今年出口增速雖然比去年稍微放慢一點，進口增速比去年加快一點，但順差還是擴大了，而且擴大的幅度非常大。上半年的進出口數據已經公布了，中國1到6月份順差是擴大了50%以上，像這么快的增長速度，確實對GDP拉動作用是非常大的。此外，中國已經對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了一些調整，人民幣也有了小幅的升值，但是總體上在世界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抵消了匯率改革對調整順差的作用。

　　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短期內的瓶頸制約今年應該說基本解除了。從生產的角度講，今年的經濟加速上漲主要原因是來自于工業拉動。

　　第三個大的原因是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當前我們的宏觀調控政策是雙穩健政策，一個是穩健的財政政策，一個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間，雙穩健政策在實際傳導中間，可能受到了阻礙。

　　王小廣：沒有通脹的高增長，這是超乎預期的高增長，因為許多調整很不充分，沒有調整到充分的情況下，我覺得有點像1986年的情況,當然這里面有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反市場的調節，從二季度來看，明顯是投資過熱。

　　判斷經濟過熱根本不能用CPI看，我覺得主要是看投資，看經濟增長速度本身，CPI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已經發生變化了。我們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是高通貨膨脹的時代，現在價格降到一個比較低的平臺，這個平臺下高增長、低增長、中增長，無論什么增長，對應的都是低通脹，這是一個特點。

　　價格從一個很高的高增長平臺降低到一個比較低的平臺，這個問題面臨的壓力應該是通貨緊縮。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投資高增長情況下，未來一定是很強的通貨緊縮，生產過剩。

　　范劍平：對于這一輪的加速，前景到底會怎么樣？也有很多人認為沒有問題，這么快的增長，既沒有引起通貨膨脹，也沒有什么瓶頸制約，很多人認為很好。在很多地方，在貨幣如此寬松的情況下，彌漫著一種由于貨幣流動性過于寬松所帶來的一種泡沫需求幻覺。

　　世界流動性寬松使得我們出口需求很旺盛，現在出口部門拉動了投資，我們現在在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之間形成了一種循環，反而消費是處在邊緣。再一個就是房地產需求連帶的一系列的行業，這種泡沫向其他的行業開始蔓延。

　　經濟從來不是線性發展的，都是有周期的，大起必有大落，就是像固定資產投資每年以這么高的速度增長，每年創造出這么多的產能，總有一天，我們的產能過剩會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現在在這種樂觀的情緒彌漫中，很多人都看不到這一點。

　　最近國外已經開始提高利率來控制流動性，國外控制流動性，雖然國際實體經濟增長速度在今年下半年還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到明年很有可能減速，那么在國際上首先肯定是出口受阻，然后緊接著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

　　王小廣：我們城市建設投資過大，而城市化不足。這個矛盾的支撐點是投資，而現在這種過高的投資增長可能帶來三個方面的效果，一個是產能過剩，兩三年以后就是非常嚴重的產能過剩。還有一個，就是這么高的增長，沒有調整的增長，產生一個現象，許多低效率得以保存，低效率的企業和低水平的技術得以保存，實際上是降低了整個宏觀經濟的效益。第三個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被延遲了，這種高增長的情況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句空話，絕對不可能實現。

　　魏加寧：目前的宏觀經濟，從數字上看相當不錯，增長速度是十點幾，物價也沒有上來，看起來數字好像很漂亮，但是風險還是很大的。瓶頸沒有出現，看著很好，但是這個我同意王小廣說的，就像1986、1987 年，1986 年調整不到位，最后出了大問題。

　　2 貨幣政策傳導不暢

　　茅于軾：“傳導機制受阻礙根本原因在微觀上，就是一些交易發生扭曲。”

　　易憲容：我覺得宏觀調控的效果不好。這個月四個國有銀行的信貸已經下降了，但實際上四大國有銀行的信貸通路根本沒有弱化，也沒有減少下來。他們把沒到期的短期融資的票據，全部轉到中小銀行去了，比如說工行這樣的，他就轉了430億元，這么轉下來，他的信貸就下降了，他這個月的票據融資是增長了430億元。

　　李稻葵：為什么說貨幣政策不靈，最近五六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最主要的來源是國內沒有經過金融體系中介的投資部分，主要是企業自己的留利。

　　商業銀行每年提供的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部分實際上在不斷下降，大約占到10%，而且杠桿作用也很小,所以說貨幣政策不靈就一點不奇怪了。

　　茅于軾：我覺得傳導機制受阻礙的根本原因是在微觀上，就是一些交易發生扭曲。就是現在的一些政府部門在使用計劃經濟時代的做法，而不依靠市場，不依靠價格。舉個例子，作為國家的政策，要節約資源，要保護環境，但是在資源價格上沒動，完全脫離了國際市場。按照微觀經濟學的看法，除了提高價格，增加環境稅，沒有第二條路。

　　范劍平：穩健的貨幣政策在傳導過程中間，在商業銀行那里傳導不下去。所以，實際的情況是今年的信貸增長非常快，實際上存款增長更快。

　　財政政策方面，從中央財政來講，我們減少了建設國債的發行，而且支出結構也作了比較大的調整，基本建設中央支出減少了，用于社會發展的支出這兩年確實在加大。但是，中央財政只是財政的一部分，而從地方財政來講，應該說穩健的財政政策在地方并沒有得到落實，地方的建設項目擴張速度非常快。

　　從地方財政來講，一個是自有資金很充裕，另外，地方自籌資金的環境非常寬松，就是因為銀行資金過剩，銀行紛紛跟地方政府搞打捆貸款，搞銀政合作，這樣很多的錢就是通過這種財政隱性擔保，表面上不是貸給地方政府，但是實際上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希望的建設項目。

　　魏加寧：現在可能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歸結于地方政府。今年1~5月中央項目增長是22.7%，去年同期增長是10.1%，比去年同期高出了12.6個百分點。地方項目增長是31.3%，去年同期是28.8%，比去年同期高出2.5個百分點。這個說明什么呢？說明雖然地方項目增長速度仍然比中央項目快了8.6個百分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項目的提速很快，提了12.6個百分點。

　　易憲容：目前來講，宏觀經濟中有兩大問題，一個是低利率政策，一個是國有銀行的利益市場化和成本社會化，這個可能是中國目前經濟運行中比較核心的事情。如果這兩方面不改變，我們今后的整個宏觀經濟形勢要得到大的調整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

　　現在所有問題都歸結到低利率政策。低利率政策主要表現為，比如現在溫州的民間信貸市場一直保持了12%的利率，房地產信托基金的利率是15%，但是銀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25%，相差五倍多。

　　第二個大問題就是銀行改革。一方面銀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內部的運作機制根本沒有改變。可以概括為利益市場化，就是說可以通過市場化，發各種各樣的信貸，來增加他們的收益；同時還有成本社會化，銀行過去的一系列問題都是財政來承擔，目前的銀行體制改革，如果這樣的基本方向不改變的話，銀行的整個信貸通路就根本不可能改變。

　　3 宏觀調控如何出招

　　范劍平：“高儲蓄率帶來了高投資率，高投資率帶來了高進出口率，由于內在的不平衡導致了外在的不平衡。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要解決中國的高儲蓄率問題。”

　　王小廣：貨幣政策的調控，現在過分注重在收縮供給。我覺得收縮需求和壓縮供給要一起做，抑制需求就是要升利息，包括窗口指導等，特別是投資需求。

　　魏加寧：我們以前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現在是穩健。在卡住銀行信貸和卡住土地融資的情況下，我一直主張還是要規范地方融資，我總覺得應該允許地方政府發債。

　　現在是形成了銀行、一些地方政府和土地開發商的共同利益體，抵抗調整。現在不光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想調，商業銀行也有壓力。

　　所以，我覺得要把這個鏈條切斷的辦法就是，監管通過正規渠道發債籌資。因為發債環節多，發債人要給債權人一個交代，而且中央政府要有控制和審批，把一道關。發債還要有市場中介的信用評級機構來評級，最后投資者買不買，還有一個選擇的余地。現在情況是某些地方政府去騙商業銀行，信用狀況很差，很隨意的就可以不償還。再加上現在是商業銀行主動給地方政府提供貸款，所以這種情況很麻煩。

　　發債還有一個好處，至少地方政府將來發新債的一個動力就是把老債還上去。所以，我覺得這種機制看著好像是給地方政府放權，實際上其他國家也是這樣，在放權的時候反而控制住了規模，而不是收權來控制。所以，我覺得宏觀調控的方法上，就是要變革。

　　華如興：財政的轉型我認為有三個方面。第一，我主張從原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轉變為略加收縮型的財政政策，這個轉型對于降低政府投資率很有意義，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要先帶頭。

　　第二個轉型是從建設的財政支出向公共財政支出轉變。今后的財政政策應該更符合政府的職能，向更符合老百姓長遠利益的財政政策需求方向調整，去搞公共設施建設，包括社會保障的投入。

　　第三個轉型，從為城市的服務略微轉向農村。政府的政策有時候是反市場機制的，不一定投向資本利益馬上有回報的地方，而是長遠利益，所以財政政策就是要做一些反市場機制的投資，當然我們總體上是提倡市場機制，但是政府要為了長遠利益，表面上看起來和現在的市場利益不完全吻合的。

　　范劍平：對下一步的政策，就是短期政策這塊，對中央政策有三派意見：一派認為應該把宏觀調控政策取向全面調整，就是由現在的中性政策轉向緊縮性政策，而且有些人提出來雙緊縮，就是針對現在的雙穩健。另外一派的意見，就是對現在的形勢判斷沒有那么嚴重，只是局部的地方出現不健康、不穩定的因素，就是政策大的取向不變，只是微調，有些方面出現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第三種意見，認為現在的政策好得很，就是認為經濟是在潛在增長率水平有可能提高的情況下，會使中國總供給和需求曲線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均衡，現在的政策不變的話，有利于中國繼續延長擴張期。

　　我目前是持第二種觀點，應該說現在可能還沒有到全面調整的階段，上半年的數字雖然看著需要作一些調整，但是沒有熱到全面地踩剎車和全面地實行雙緊縮。但是，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如果我們再出臺政策，你說歸說，人家做歸做，那么就有可能全面過熱，那個時候就要急剎車了，那個損失是很大的。

　　在現在的體制下，由于儲蓄很高，高儲蓄率帶來了高投資率，高投資率帶來了高進出口率，由于內在的不平衡導致了外在的不平衡。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必須要解決中國為什么會有這么高的儲蓄率。

　　居民儲蓄率高在中國是一個事實，是政府的缺位，公共服務的缺位。實際上從大概1997年以后，最明顯的就是我國的宏觀收入分配政府和企業的份額是擴大的，所以，這種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的問題，歸根到底背后還是收入分配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使我國的宏觀收入分配結構有一個大的調整，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在宏觀經濟中的份額。

　　(注：該財經圓桌來自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的“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本報記者宋興華冉學東霍侃張新張喆發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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