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經濟學家認為，腐敗是改革的成本之說，也有經濟學家認為，改革必須犧牲一代人，經濟學家們惹怒“百姓”的言論實在不少。最近又有鐘偉發表高論，闡述經濟學家的第一要務乃是求真，為百姓說話并非其必然義務，觸動了學術與利益、求真與求善的復雜而敏感的琴弦。以下為本報六位評論員的觀點。

　　專業地對待“百姓”利益

　　歐陽覓劍：鐘偉的說法其實只是對現代社會一個特性的說明。現代社會必然是一個分工體系，不專業就會導致效率低下。對任何領域都試圖做不專業的評論甚至干預，那是文人的態度，是要造成資源浪費的。捍衛“百姓”的利益，需要準確地了解他們的根本利益所在，這也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領域，應該交給政治家，經濟學者不能隨便插嘴，更不能隨便插手。

　　經濟學者的專業是利用經濟學理論理清利益關系，使各種“老百姓”的行動能夠更加有效、更加科學。而做這個工作，需要遵循“價值中立”的原則，不能先行偏向“百姓”。韋伯是“價值中立”最重要的倡導者，他不是認為科學家可以做到沒有價值觀，而是主張，“價值中立”的態度可以使人們更好地做研究，從而更有效地實現自己的價值觀。

　　另外，“老百姓”是誰呢？現代社會是利益分化的，不同群體有不同的利益，誰可以證明自己的利益比其他群體更有正當性？“百姓”這個概念已經淪為文人們攻擊對手的工具。

　　經濟學者應說的話：真相

　　戴志勇：這是個很荒謬的提問。首先是“百姓”所指不明，其次是“百姓”一詞并不自然代表正義所在。先驗地賦予某個模糊不清的群體以道德優先性的潛在危險，從法國大革命或種族主義者那里，就可以找到先例。

　　所以應該換一個角度來發問：經濟學者該不該替弱勢的利益受損者說話？

　　我的回答是：Yes。像斯密那樣闡述清楚分工如何促進財富的增進以及財富的分配，為判斷“利益是否受損”提供客觀根據，是經濟學家的求真義務。誰來做出“利益是否受損”的判斷呢？三種人：一是利益博弈的當事人，二是這個社會具備判斷資格的知識分子，三是政府當局。當在利益博弈中處于知識、權力與資本的三重下風時，弱勢的利益受損者尤其需要救助。于是問題變成了：經濟學者是否是具備判斷資格的知識分子？我的回答還是：Yes。恰恰是經濟學家，最有資格對誰的利益受損做出恰當的判斷，這屬于他的專業領域。但我們并不需要經濟學者去組織群眾舉行抗議，那是政治家的事情，經濟學者需要為利益受損者說的話是：真相。

　　求善的心與行善的果

　　王梓：這些言論惹惱網民是正常的，一向以民意自居的網民不可能容忍一位不替百姓說話的經濟學家。無論是郎顧之爭還是改革之爭，近兩年的類似爭論都借著某些改革滯后的“東風”，以“民意”乘風作浪。

　　中國的經濟學者與

中國經濟改革的相伴相行，使他們不得不承擔學術和利益的雙重考量。經濟學者面對的并非單單老百姓的利益，他們還要對中國的市場化進程有所擔當，這關系到全體國人的長遠福祉。何況，替百姓說話是否就能在經濟結果上實現百姓的利益，尚有很多疑問。以百姓的名義發言，是謀取正當性的最便捷途徑。君不見，多少堂皇之辭都是打著百姓的旗號，以公權謀私利。那些真正阻礙改革進程的壟斷利益、部門利益，往往是以百姓的利益為借口。

　　對一位經濟學者而言，他不僅要有求善的心，更要有行善的果，也即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兩種倫理完美集于一身，是經濟學者的幸運，魚與熊掌不可兼得，遵從責任倫理則是他們的天職。

　　這是個偽問題

　　必嫻：“百姓”真是弱者的代名詞嗎？他們一定需要借助其他的社會力量來實現自己的利益嗎？這是個純粹的誤解，是個偽問題。

　　民眾利益的“原創性”常是被忽略的。在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或許更應該使用“民眾”這個詞，民眾具有自己通暢的利益表達渠道和機制。當下中國社會，這種問題提出者的靈感，源于一種學者居高臨下的傲慢，以及古老的官本位社會的歷史遺產，民眾的福祉都要通過精英來實現(一家著名報紙的社評曾對百姓使用的定語是“目不識丁”)。這忽視了民眾自下而上的力量和自主性，這猶如政治學研究中那個著名的“中國人適不適合民主制”問題一樣的幼稚和傲慢。

　　當下經濟學者們與民眾之間的利益關聯度太弱，通常來說，與商結合的那些經濟學家，立場異常鮮明。而學而優則仕的經濟學者，通常不會如此。這是政府的性質決定的。政府需要考慮民眾的福利，但是政府仍需要完善相關機制，使民眾也能夠自下而上的表達自己的利益。將政府對全社會的綜合性考慮與民眾意愿形成一定的良性互動。就像阿爾蒙德的那種信息處理機制(民眾需求→政府系統→輸出政策)，雖然理想化，但是未嘗不可作為一種努力的方向。

　　經濟學者需要重新自我定位

　　劉晗：這些問題折射出了目前經濟學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尷尬處境。由于轉軌時期的中國經濟學本身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學科尚未完善，且經濟學家自身也不能完全從事單純的學術研究，而是不斷介入社會公共話題的討論和辯論，對整個中國的改革進程建言，因而他就必須超越于真理性的經濟學實證科學研究之外，去面對諸如“該不該為百姓說話”這樣本身帶有很強道德色彩的問題。

　　經濟學家之所以面對這樣的問題，乃在于轉軌時期的經濟學家自身定位的不清晰，即他們并不是或不安于做學院知識人，而是卷入了資本和市場以及制度建構本身，同時作為公共知識分子進行發言，因而就會在知識問題上產生道德糾紛。以所謂百姓的名義來批判經濟學家的科學研究成果自然是不公平的，但像鐘偉本人由于在公開發言時不僅在闡述其研究成果，而且不斷對社會經濟問題發表了自己的價值判斷，實際上也應予以反思。如果經濟學是一門基于事實研究的“求真”科學的話，那經濟學家就應當秉承“事實與價值”的二分，不必或不要對當下問題進行價值判斷。否則，他就必須為自己的價值判斷負起社會倫理責任。

　　求真也求善，非圣人不行！

　　邵穎波：鐘偉說的最刺耳的話是不知老百姓是誰，可是有誰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嗎？農民都不一定認同村長、會計是老百姓，起碼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鐘偉的話正反映了中國的現實。對于經濟學者來說，真即現實，越接近現實就越真。在這個基礎上再有一些關于內在規律的發現，我認為就算是一個合格的學者。

　　對經濟學者來說，怎樣算是善呢？他發現了一些規律，進而以此為基礎再發表些建議，如果他真認為這些建議是最好的，最符合他的智慧和良心，就算是善到家了。鐘偉不過是一個經濟學者，從他那里頂多可以得到一些關于經濟問題的參考，祈望他又真又善，當他是圣人，豈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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