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昆

　　有些人總愛拿中國的外貿順差說事兒。外貿順差一增加，就有人站出來，讓我們控制匯率并要求人民幣升值。

　　商務部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6月份貿易順差為145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1至6月貿易順差達到614.4億美元，同比增長了54.9%。于是，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又形成了一個階段性高潮。

　　雖然國際貿易的最終結果會表現為進出口總值的差額，但這一差額決不能代表一切。一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決定于其生產要素的擁有量、技術水平等多種因素，還受國際產業分工格局變化的影響，這是事物發展的內因，而貿易差額只是這種內因作用結果的外部表現。無視內因的根本性作用而一味強調貿易平衡的觀點，無疑是膚淺的。

　　對外貿易既然是一種交易，那受益的必然是交易雙方而非一方。想必我們的貿易伙伴國還沒有巴菲特那樣的境界。

　　目前我國對外貿易格局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事實上，在我國外貿規模不斷增長的過程中，貿易伙伴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一直是主要受益者，而且這種情況至今仍在延續。比如輕工產品出口的附加值很低，利潤的構成中

知識產權的收益占了很大比重，這些主要收益的獲得者仍是知識產權的所有者——國外廠商。

　　此外，有資料表明，外資企業出口比重大，是造成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國外企業輸入我國的技術，大多不是最先進的，但它們利用我國提供的優惠稅收條件、廉價土地和勞動力有效地降低了產品成本，并以價格優勢彌補了技術優勢的不足，進而擴大或鞏固了其產品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從這個角度講，國外企業才是我國外貿出口增加的最大受益者。

　　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推動了國際產業結構的調整，加工業向我國的大規模轉移為貿易伙伴國提供了大量廉價商品，其客觀結果是這些國家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升級。由于我國所具備的廉價資源優勢，發達國家紛紛將加工業轉移到我國，而對產品的需求仍在其國內，這些國家的居民可以用更低的價格購買到質量相同的產品。此外，將相對落后的產業轉移到我國，也推動了這些國家整體產業層次的提升。

　　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實際上遵從的是比較優勢理論，對整個貿易群體產量和效率的提高是有益的。

　　任何一個經濟體的發展都要遵從客觀規律，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一個過程。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替代，不僅有經濟學理論的支撐，也有不少新興工業國家的先例，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其結果無論對誰都是有益的。

　　

人民幣升值將減少出口，增加進口，但這樣對貿易伙伴國就一定有利嗎？中國沒有出口換來的外匯，如何能夠實現進口的增長，國外的技術和產品又怎么能夠被引進和消費？不客氣地講，我國減少

外匯儲備，某些國家政府債券的發行量恐怕都要減少。

　　實際上，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和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國際收支的不均衡狀態會逐漸消失。為解決順差問題，我們已經在積極努力，如壓縮國內某些過剩的生產能力、完善社保體系、強化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以及積極擴大內需等。

　　但有些現實難題我們確實無法回避，比如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收縮必須要考慮就業問題。在這一點上，外國政府也是一樣。

　　投入—產出模型的創造者列昂惕夫對美國40年代和50年代對外貿易的研究表明，美國參加國際分工是建立在勞動密集型專業化分工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資本密集型專業化分工基礎之上，盡管當時美國已是世界上最發達和最富裕的國家。這說明，美國是通過對外貿易安排剩余勞動力的。

　　因此，對外貿易的發展有其自身規律，各國的情況都有其特殊性。任何問題的解決都要從實際出發，一廂情愿是不解決任何問題的。

　　貨幣現象只是表象，避而不談對外貿易整體格局形成的歷史原因，脫離我國產業結構的階段性特征，只強調貿易的貨幣現象，是片面的和不負責任的。而我們自己更應從歷史的角度全面、動態地看問題，切不可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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