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名譽院長 劉吉

　　科學發展觀，是鄧小平發展觀的傳承，是鄧小平發展觀科學內涵的凸顯和深化。所以，我們講科學發展觀，首先要有一種科學的態度。什么是科學態度？就是實事求是，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在現實之中，有許多背離科學態度的主張，卻以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名義張揚，這是應該認真對待的。

　　2004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2005年達到1700美元。于是，一些報刊傳媒廣泛傳播，“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正是社會發展的“矛盾多發期”、“矛盾突出期”云云。經過一些專家學者認真查詢和研究發現，這個命題既無理論論證，也無實踐依據。

　　遠的不說，近的如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等，在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后并沒有什么“矛盾多發期”，而是一往直前，直奔10000美元以上。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巨變時期，人均GDP大多超過3000美元，東德甚至高達到7000美元。今日所謂“拉美化陷阱”中的拉美國家，人均GDP也平均4500美元，高的達到上萬美元。總之，人均GDP1000美元與“矛盾多發期”云云毫無關系。

　　但是現在，這樣一個偽命題被傳播得膾炙人口，誤導領導和公眾，科學態度安在？如果按照這個毫無科學性可言的命題，把解決“多發的矛盾”作為第一要務，豈不耽誤了中國發展的歷史機遇！

　　那么，如何正確科學地認識和評估人均GDP1000美元呢？

　　(1)短短20幾年，中國人均GDP翻了兩番多，達到1000美元(1700美元)，超過第一步戰略目標，這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特別是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偉大成果。成果來之不易，應該加倍珍惜。

　　(2)根據發展經濟學的經典曲線，經濟發展初期緩慢地直線增長，人均GDP1000美元是一個拐點，過了這個拐點，經濟進入了沿指數曲線發展的高速增長期。我國經濟發展過去的高速增長是體制轉軌性增長，如果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1000美元正是新一輪高速增長的起點。這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3)環顧全球，人均GDP1000美元仍是非常低的水平。不說歐、美、日等經濟發達國家，就是與“拉美陷阱”的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也是很大的，更不要說與我國臺灣地區人均13000美元相比了。如果人均GDP1000美元就驕傲了、急躁了，以為就可以著手解決共產主義才能實現的消滅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必將欲速則不達。建國以來，我們吃急躁病的虧還少嗎？科學的態度應該是：堅決貫徹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發展是第一要務”，堅決貫徹胡錦濤總書記的教導，“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以人均GDP1000美元為新的起點，繼續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直奔人均GDP10000美元。

　　(4)誠然，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道路上會不斷產生新的矛盾。有的是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代價，有的是工作中可能的失誤。特別是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還遠未完成，不僅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很不完善，而且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力還這樣那樣的嚴重存在，從而一些矛盾積累而日益突出。對此切不可忽視和輕視。但是在當前，在對待社會矛盾上也有許多非科學態度。比如，近兩年來報刊傳媒中廣泛持久地關注“三農問題”、東西部差距、下崗工人、農民工等等社會矛盾，最后都集中到一個貧富懸殊問題上。一些文章說中國現在兩極分化達到空前程度，貧富懸殊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用基尼系數衡量，高達0.45，超過危險警戒線了。甚至危言聳聽農民太苦，“現在只差陳勝、吳廣了”。更有甚者妄言，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使中國成為“五千年最壞”的“人吃人的社會”！不可思議的是，其中許多文章竟然也打著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名義。

　　我們必須以科學態度對待“貧富懸殊”的事實：

　　(1)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解決貧困問題上取得了空前的舉世贊譽的成績。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根據世界銀行的調研，按日收入1美元的世界標準，中國貧困人口達6.24億，當時中國總人口約十億，也就是62.4%是貧困人口；按照中央的數據，當時中國有2.5億人即1/4的人口不能溫飽。2003年，世界銀行的數字是中國貧困人口降至2.4億，而中國人口已增至13億，中國貧困人口占18%；按照國家統計局數字，中國貧困人口降至3000萬，只占人口的2%。在短短二十多年中，基本上解決了中國貧困問題，這在中國歷史上或從世界范圍看都是一個奇跡！正因此，聯合國在中國召開了扶貧大會，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的經驗。所以，中國今日貧富差距絕不是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貧者益貧、富者益富，窮人絕對貧困化)，而是全民生活共同提高基礎上的差距：一些人生活提高得慢一些，一些人生活提高得更快一些。試看今日享有低保的下崗工人，比之當年“大躍進”以后人們經年半饑半飽、不見油葷、靠喝醬油湯過日子，比之“十年文革”時期，春節過年五人大戶憑票供應一只雞、三人小戶供應半只雞的歲月，日子都要好得多。這就是鐵的事實，這就是今日貧富問題應有的實事求是的科學認識。

　　(2)基尼系數只是西方一位經濟學家在工業一元結構的小國社會的研究成果，對于二元結構的發展中國家，更不要說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多元結構的大國，是否適用，沒有科學證實，至少與中國實際不符。中國基尼系數超過0.45已經許多年，并沒有出現所預言的什么危機。至于驚呼中國基尼系數大于西方發達國家，果真認同這一點，那么直接得到的結論應是大力加速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大力加速發展，盡快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程度和人均GDP數值，基尼系數表征的貧富差距不就降下來了嗎？怎么反而要求政府馬上支付轉移“均貧富”呢？

　　(3)僅僅根據單項人均GDP統計數據簡單地算術比較，不能得出貧富懸殊的科學結論。比較貧富也不能唯GDP。農民實際收入沒有統計或無法統計的就較多。1.2億農民工(最近有報道稱已達2億)創造的GDP算在打工所在的城市，而他們平均年工資收入1萬元卻未計入他們居住的農村，一正一負就使城鄉收入實際相差多算了2.4萬億，約等于全國年GDP的13%。農民許多消費(住房、水電、蔬菜、水果等)是不要錢或較低錢的。還有城鄉和地區物價的差異也是不可忽視的，例如中西部地區省城的

房價就比北京、上海低3-5倍。

　　總之，我們應該科學地認識社會矛盾，認真地對待社會矛盾，但決不可夸大社會矛盾，更不可借此煽情，那不僅不能解決問題，相反會搞亂人的思想，激化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和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只能靠新的改革開放和進一步發展來解決，舍此沒有他途。

　　在如何解決社會矛盾方面，也有許多非科學態度。例如，在科學發展觀的名義下，有人著文“應該幫助弱勢群體過上體面的生活”，有人主張在“

十一五”期間實行“全民醫保”等等，不一而足。他們的用心也許是善良的，但至少缺乏科學態度。給予“弱勢群體”以人道主義生活保障是絕對必要的，也是社會主義題中之義，但要過“體面生活”是什么意思？姑不論國家有無此財力，果真有財力做到，那么誰還去努力工作、努力進取，爭做“中產階級”呢？國家經濟如何發展，社會又如何進步呢？“全民醫保”，主張者算過國家要支持多少資金嗎？美國不到3億人口，每年支付醫保9.5萬億美元，尚不能實現“全民醫保”，仍然有“醫療費用昂貴”而看不起病的人，甚至有到中國治病的情況。中國13億人口“全民醫保”，即使是現在這種較低水平的醫保，有專家計算，國家全部財政收入干這一件事也不夠！所以，這類非科學態度的主張，除了受到非理性化人們的“歡呼”，吊高“弱勢群體”的胃口，激化社會矛盾外，對國家發展、社會進步和人民利益都一無好處。

　　要言之，沒有科學態度，就從原點上背離了科學發展觀。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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