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鄢烈山

　　不要指望出臺一兩個文件和一兩項政策“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10年前政府主管部門就出臺了關于壟斷行業(yè)最高工資的文件，結果如何？多少年前就建立了關于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制度，結果又如何？我這樣說，并非散布悲觀情緒，而是提醒有急躁情緒者。而且，我相信正視現(xiàn)實比不承認現(xiàn)實好。我們曾籠統(tǒng)地說革命是為人民謀利益、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那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規(guī)范收入分配秩序當然更是直奔“利益之爭”的主題。這豈是一件談笑間可以做成的事情？

　　有人用3個關鍵詞總結這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調高、擴中、保低”。“保低”，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主要是針對農民和農民工的，著力要解決的是他們的權利貧困問題：給他們國民待遇，盡快取消戶籍歧視，至少將戶籍的作用淡化到最低；改變地方政府為“招商引資”偏袒資方甚至縱容“血汗工廠”的現(xiàn)狀，協(xié)助工人利用工會組織聯(lián)合

　　“保低”的第二層含義，是盡快建立適合中國當前國力的起碼的社會保障制度，緩解大眾特別是農民在義務教育、退休養(yǎng)老和基本醫(yī)療三方面巨大的生存壓力。吳敬璉先生說建立“社保第一支柱”，“這是目前國家財力完全能夠做到的”。這也是我的直覺。日本明治天皇時期的普及教育、印度農民的低水平全覆蓋醫(yī)保都是經典的例子。

　　保低(低保)在強調建立和完善市場體系、改變競爭的初始條件(機會、起點)不平等狀況的同時，不可忽視市場本身帶來的結果不平等和社會心理失衡。不論出于何因，絕大多數(shù)農民文化教育水平低，“文革”中成長的工人受教育程度和學習能力比不上年輕人，他們即使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也處于不利地位，社會不能“扔下”他們不管，尤其不能不給他們的子女提供向上發(fā)展的機會。

　　解決社會保障問題，解除社會成員的后顧之憂，也是“擴中”最實在的措施。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走出焦慮，活得瀟灑，才能更有創(chuàng)造力，從而“拉動內需”，擴大“中等收入者”的隊伍。

　　其實，“保低”也是保護先富起來的人。應當承認市場化就是世俗化，商業(yè)社會必然伴隨消費主義；“妒忌”作為“七情”或“七宗罪”之一是難以根除的人性弱點；傳統(tǒng)的“吃大戶”心理總是存在的，繁華都市和浮華影視場面刺激了人們的利益沖動和享樂欲望，這一點在第二代民工和民工第二代身上可能表現(xiàn)得更明顯。對此缺乏認識、處置不當，心懷強烈不平、鋌而走險甚或反社會的人一多，“先富起來”的人們是不可能有安全感的，全體社會成員的“幸福指數(shù)”也要大打折扣。

　　一個無法回避的現(xiàn)實是，對于“收入差距過大”的成因，人們最不滿的，除了公民(農民尤甚)權利的不平等，就是權力的可變現(xiàn)，即公權力尋租、無孔不入的權力腐敗。公務員在很多地方成為了最有吸引力的行當，這是公權力沒有得到有效制約的結果，豈是就分配論分配能解決的？本來是服務性的公權力被濫用于“創(chuàng)收”，源于行政權力對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長期主導、對微觀經濟的過多干預。

　　劉小玄近日在《中國經濟時報》上撰文說，“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政府控制過多資源”。他的話可謂一針見血。我想，被行政權力控制的資源絕不止石油、煤炭、電力等有形的物質的自然資源，還有立法執(zhí)法、建設規(guī)劃、市場準入、財政投入等許多非物質的社會資源。因此，政府轉型、司法體制改革、建設公共財政體系等等，從根本上減少權力尋租的機會，才是縮小收入差距的治本之道。

　　我們不是在派官員到美英等國學行政管理、不是在與國際社會聯(lián)手反腐敗嗎？不少社會管理包括行政管理的制度是可以“拿來”的。比如，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敗、歐洲一些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的透明化、輿論監(jiān)督在日本1989年處理利庫路德案的經驗，等等。

　　有了對權力的有力監(jiān)管，至少鎮(zhèn)政府建“天安門”、區(qū)政府修“白宮”、市政府修“公務員大道”，局長辦紅白喜事搭長棚收禮金，官員更新轎車比豪華……這類公然挑戰(zhàn)貧困人群心理耐受能力的現(xiàn)象會少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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