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

　　這里所指的收入分配矛盾，是指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的傾向，這種傾向對經濟增長所形成的最大障礙，是由于供給過大和社會消費力不足，導致國民經濟總量循環不暢，甚至釀成生產過剩危機，而這種危機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已經發生過多次，早已被證明是市場經濟國家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最大威脅。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首先出現了消費品的供給過剩，而由于自2003年中國出現了對生產資料領域的投資高峰，生產資料供給過剩的格局也逐步開始顯現。這種“雙過剩”的局面，集中表現在自2005年以來，CIP、PPI指數雙雙下行的局面，如果沒有輸入型通脹和政府調價的因素，這兩個指數目前都會低于1%。

　　分配矛盾的一個結果，是使中國儲蓄過剩的傾向不斷上升，這可以用銀行體系的“存差”不斷增長來度量。1991年中國首先出現了存差，但僅有幾十億元,2004年增加了1.4萬億元，2005年則猛增了2.92萬億元，是上年新增存差額的2倍以上，其增長率是現價GDP的7倍，分配矛盾演化的速度由此可窺一斑。

　　許多人由于中國出現了收入分配矛盾和生產過剩問題就指責改革，認為中國的市場化太深入了，太強調效率，太忽略公平原則了，這是沒有道理的。發達國家同樣采取了市場經濟體制，卻在保持效率的同時也兼顧了公平，從基尼系數看比我們還低。我們所欠缺的是社會轉移支付制度和保障體制，而這是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根本。初次分配過程的重點是保障效率，即要以效率優先為原則。如果在初次分配中也要講“公平”，就是機會的公平或“起點”的公平，而不是收入的公平，是在市場經濟中要創造所有人都能參與公平競爭的條件與制度，這也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前提。

　　即使社會努力提供了機會均等的制度，人們還是會在初次分配中形成收入差距，由于在市場經濟中資本也要取得報酬，擁有資本的人還可以通過擁有資本來獲取報酬，就更加拉大了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所以當采用市場經濟體制后，為了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就必須通過由國家主導的再分配過程來縮小初次分配中所形成的差距。否則，就會由于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形成社會階層的過度分化和沖突，以及生產過剩矛盾。所以，由國家主導的再分配體制就成了實現社會分配公平的核心。

　　中國在進入市場經濟體制后，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再分配體制卻還沒有全部建立起來，從國家參與再分配的主要手段——稅收看，目前

個人所得稅在全部稅收中的比重還不到7%，而在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與社會保障稅合計，一般都要占到總稅收的80%，如此就可能在拉開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后，通過對高收入人群的征稅來補貼低收入人口，從而使收入分配不平均的情況得以收斂。由于中國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微弱，轉移支付的規模就相應受到嚴重限制，在目前的5.6億城市人口中，享受養老保障的人口只有1.75億人，享受醫療保障的只有1.4億人，在農村7.5億人口中，享受養老保障的僅有0.5億人。

　　所以，中國目前出現的收入分配嚴重不平均的問題，主要是在市場化進程中政府有關社會轉移支付與保障體制沒能及時跟進造成的，這還是由于改革的不深入，而不是改革的方向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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