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轉型破解收入分配不公 提升弱者人力資本

　　本報記者 唐學鵬 戴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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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分配的差距過大問題已經納入中央對未來社會走向的戰略性考察之中。就學界而言，此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已經暴露了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對于造成收

入分配惡化的動力學機制的追問仍然存在不同的路數，但毫無疑問，帶有控制型社會味道的城鄉二元體制被認為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一個重要基因；權力高于市場，腐敗根生于體制是造成基尼系數惡化的重要動因。

　　在此次由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趙白鴿、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

　　破解壟斷

　　《21世紀》：中國現在醞釀出臺的《反壟斷法》在未來是否可以起到平抑分配不公？

　　李曙光：長遠看肯定如此。現在《反壟斷法》把行政壟斷又添加進去，這意味著行政壟斷對收入分配惡化也有很大的推動。但是，我們要對行政壟斷做一個法律上的準確界定，這非常重要，因為行政壟斷有時候是和市場監管混在一起的，需要將兩者的界限和領域進行辨別。

　　孫立平：我個人覺得，壟斷收入當然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個原因，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早就說過，關鍵是與收入和國民財富分配有關的制度安排都處于混亂之中。說壟斷行業的高收入占了多少，在真正工資單上是可以查出來的。我們的問題在于，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分配當中，通過勞動報酬分配的比重過小，大量國民財富通過非規范的途徑流入個人手中。

　　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也造成了收入分配的惡化。而我們的稅收又無法起到有效的調節作用。

　　《21世紀》：還有另一些形式的“壟斷”，比如有一種對當地人的排斥。在一些礦資源區，因為資源是國有的，開發工作也由外地的國有大型企業進行。這導致了當地人不滿。在維護地區本位利益上，當地政府似乎角色非常尷尬？

　　唐鈞：這也是造成地區收入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資源的生產區的當地人異常貧困，幾乎沒有從資源開發上得到任何好處，卻承當了開發導致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地區收入差距很大的原因是一些地方人口被排斥在經濟增長以外，由于是中國正在進行“西部大開發”，盡管西部的GDP在增長，但如果西部的資源和利益并沒有被西部人自己所分享的話，收入差異的越來越大就會造成當地人不滿。

　　推動政府轉型

　　《21世紀》：收入分配問題，實際上也與政府的轉型問題密切相關。

　　遲福林：是的。城鄉收入差距有相當部分原因在于城鄉之間的教育、醫療資源不平衡。所以政府要加強農村公共服務的投入，這其實對緩解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功效。不過，我們得承認，公共服務的投入僅僅做到緩解收入差距，不是消除它的動力因素。因為隨著經濟的增長，要素回報越來越存在差異，收入差距增大是必然的。

　　《21世紀》：目前鄉村公共服務的缺失，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遲福林：第一個原因就是發展理念。目前政府的財政支出在經濟建設上還是占在第一位，比社會支出高一大截。第二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利益傾向越來越嚴重。第三，政府的治理結構與公共政策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政府既權力在握又有自己的利益訴求，相互混合在一起，造成很大的錯位。我們對政府的整個監督體制沒有建立起來，民眾的社會參與程度低。

　　現在已經到了政府轉型的臨界點。

　　提升弱者的人力資本

　　《21世紀》：從根本上來說，對政府轉型需求最迫切的，是那些弱勢群體。

　　趙白鴿：我個人一直認為，城鄉收入差距是整個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而縮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策略是提高弱勢人口的人力資本，提高他們改善和把握機會的能力。這就需要政府為農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加快農村人力資本的提升。

　　《21世紀》：計生委在農村一直都保存著完整的網絡。這個優勢，對提高農村地區的公共服務水平，能起到什么作用？

　　趙白鴿：計生委是一個很好的平臺。我們一直為農村人口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比如我們最近在整個人口計生系統開展了包括計劃生育、優生優育和生殖保健三大工程。在控制總人口的目標下，提高了人口的質量，降低農村一些生殖疾病的傳播。

　　中國已經呈現出“未富先老”的局面。這提醒我們，政府應該采取更多的扶助性政策來幫助中國的農村人口進行調整。比如，我們采取了對女孩“扶助式保障”的策略；為加強遷移人口歸屬感與適應性，開展同服務，同管理，同待遇的“三同”政策；還為一些遵守計劃生育政策的老人發放獎勵款項，作為養老的補償。

　　《21世紀》：吳敬璉認為，以目前中國的財力，建立全民低保是完全能夠達到的。

　　遲福林：在“

　　此前，我曾在總理主持建立最低保障制度座談會上提出這個意見。我的設想是，從財政支持角度看，應該是以中央和省兩級為主，形成分擔的機制。

　　唐鈞：顯然，農村低保非常重要。但是，我覺得針對城市的最低工資卻不是一個好主意，其實這對提高城市收入低下人口的收益并沒有特別大的好處。雇主達到了給工人最低工資的水平，就可以卸責了。歐美是很少最低工資的，他們大多采用的是工會談判的方式。最低工資在拉美比較流行，因為這個地方的社會組織、工會和民間集團的勢力比較弱。維護收入低下人群的利益，只能政府自己出面，進行最低工資干預，但干預的效率是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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