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與環境友好型社會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 潘岳

　　內容提要 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黨中央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要求，充分總結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與中華民族的歷史實踐得出的基本結論。和諧，指事物發展處于協調、均衡、有序的狀態。和諧社會，指社會各要素處于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狀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指全體人民處于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和諧相處的狀態。和諧社會作為

人類永恒的生命主題和價值追求，是一種信仰，是一種理論，是一種文化，是一種實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歷史階段，對和諧社會有著不同的詮釋

　　什么是和諧社會

　　中國傳統的和諧社會觀

　　“和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從《尚書》、《周禮》到《說文解字》，“和諧”兩字都是指音樂的合拍與禾苗的成長，“和”即是“諧”，“諧”即是“和”，引申表示為各種事物有條不紊、井然有序和相互協調，即《中庸》里說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周禮》中說的“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與自然和諧。錢穆說：“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天人合一”代表著中國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所謂“天地變化，圣人效之”。儒家認為“天地生萬物”，人與萬物都是自然的產兒，主張“仁民愛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愛”精神擴展至宇宙萬物。道家把自然規律看成是宇宙萬物和人類世界的最高法則，認為人與自然的和諧比人與人的和諧還要崇高快樂。佛家認為萬物都是“佛性”不同的體現，所以眾生平等，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儒、佛、道在人與自然和諧的觀點上完全一致。

　　人與自然的和諧思想還落實到制度上。中國歷朝歷代，從夏商周起，就對環保有明確法律與禁令。可以說，中國古代在倫理哲學、政治制度、文化藝術、社會結構上都深深體現著生態智慧。難能可貴的是，古人還把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用于“王道政治”的需要。如孟子所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與自然和諧是生存發展與社會安危的基礎，即所謂“王道之始”。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與自身和諧。儒家雖不提倡禁欲主義，但一直強調要通過正心、誠意、修身來規范人的行為。孔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有精神生活，特別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以“仁愛”為中心，推演出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把培養有道德的人作為學問的根本，認為這是社會穩定和諧的根基。道家也主張以謙下不爭、清靜無為的方式來達到人的身心和諧。“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有了和諧的人格，就能消除個我的錮蔽，以開豁的心胸與無所偏執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佛家講修來世，力圖以事事無礙的超然態度進入一種徹悟的心靈境界，實現自我身心的和諧。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與人和諧。孔子提出創造寬厚處世、協和人我的人際環境。并以“仁愛”為原則，實施途徑兩條：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各大文化與宗教中都有相同表述，被公認為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道德黃金律”。孔子還特別強調“和”是君子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儒家將以“和”為主的道德原則制度化，使之成為可操作的“禮”，“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的作用就是通過“人和”來實現社會和諧，這便是“禮之用，和為貴”。道家也極力反對人與人的沖突。老子給人們描繪了一個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理想社會。他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要求人們效法天道，通過無爭、去奢、知足，達到人與人的相對和諧。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與社會和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政治和諧。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于“以德治國”與“以仁施政”，“仁政”的核心在于孟子所說的以民為本。其二，經濟和諧。儒家對百姓要“先富后教”，孟子說：“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即必須讓百姓擁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會變得穩定和諧。儒家尤其反對“富者地連阡陌�熦氄邿o立錐之地”的兩極分化現象，認為這是社會動蕩的根源。其三，文化和諧。發揚中國文化的一統多元性。一統性在于大中華需要一個能兼容并蓄的主導意識形態，多元性在于各種思想能在此基礎上相互糅合。從先秦諸子百家始，經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至清代樸學，以儒家文化為基礎，各種學派與民間信仰交流激蕩成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實現了“以儒治國、以道養身、以佛養心”，正是“和而不同”內在精神的體現。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世界和諧。儒家的理想就是“天下”。《禮記》中“以中國為一人，以天下為一家”，說的就是以超越一國一族的“天下觀”，構筑一個和諧有序的世界。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左傳》寫道“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論語》提倡：“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即以文德感化外邦，誠所謂“仁者無敵”。古代中國是“文化中國”，是“文明共同體”，主張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的手段來解決國際爭端，這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各家各派都有自己向往的和諧社會模式。道家以“小國寡民”為夢想，主張無欲、無為、無爭；墨家以“愛無差等”為夢想，倡導兼愛非攻、尚同尚賢；法家以“富國強兵”為夢想，倡法治，圖實效；佛教以“善地凈土”為夢想，強調同體共生、樂善好施。但最具代表性的，還是儒家描述的“大同社會”。

　　“大同社會”代表了中國古代理想和諧社會的最高境界。與柏拉圖的“理想國”同期，比歐洲最早的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卻早了兩千年。《禮記·禮運》里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東漢鄭玄解釋說：“同，猶和也，平也。”所以“大同”也就是“大和”與“太平”，也就是和諧社會與太平盛世。經數千年來各種思想的融合，中國傳統文化所提出的和諧共生理想，已成為以“和”為核心，兼顧多元、和諧有序、包容開放的一套哲學倫理體系。

　　農耕文明時期古人的和諧社會觀，雖然有著歷史局限，但“大同社會”理想，卻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孜孜以求的一個偉大夢想，無數仁人志士為此而不懈奮斗。當社會主義思潮于20世紀初傳入中國后，為使民眾響應，都把西方社會主義比作是中國的“大同思想”。湯因比曾說：人類已經掌握了可以毀滅自己的高度技術文明手段，同時又處于極端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營壘，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國文明的精髓——和諧。

　　因此說，中華傳統文化所提倡的和諧、和睦、和為貴、和氣生財、和衷共濟、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處、家和萬事興，是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的基本特性，在今天追求和平發展的世界體系中，仍具有著無法估量的價值。

　　資本主義的和諧社會觀

　　和諧也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內容。西方早期樸素唯物主義認為，聯系世界萬事萬物的標準就是和諧。古希臘辯證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說：“自然追求對立，對立產生和諧”，“不同的音調造成最美的和諧。”而畢達哥拉斯認為，“整個天就是一個和諧”，“和諧起于差異的對立，是雜多的統一，不協調因素的協調”。柏拉圖認為世界一切事物都會從“無秩序變成有秩序”，在他的理想王國中，人們各守其德，各司其責，秩序井然。亞里士多德提出“混合政體”，認為參與城邦政治生活的各階級力量能夠合作與平衡，從而減少沖突實現和諧。他還特別強調“社會中間層”的作用，認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是社會上下層沖突的天然緩沖帶，是和諧社會的基礎。

　　西方早期的和諧思想還體現在民主的進程上。古希臘創造了人類最早的民主制，幾百年后的羅馬也創造了比較發達的民主共和制。民主是社會各階級的調和品，是人們渴望平等追求和諧的產物。

　　到了中世紀，基督教占據統治地位。主流思想對社會和諧的認識，就是強制人們的理性服從信仰，社會的和諧與否由上帝掌握，只有皈依上帝，人類才能找到內心與社會的和諧。

　　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使人們對社會和諧有了新的認識。開普勒寫成了《宇宙和諧論》，探討了宇宙之所以成為一個和諧整體的原因。路德和加爾文的新教運動，用“以人為本”反對“以神為本”，對基督教義進行了重大改造，把社會和諧奠基在人與神的和諧之上，使基督教成為更具普世意義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即新教倫理。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說，“理性、克己、勤儉、救贖、節制”等新教倫理能夠產生“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新教倫理也的確使得瘋狂的資本主義社會自我完善，修正補充，得以延續。

　　倫理、人性與理性一直是近代西方哲學的主題。斯賓諾莎認為，只要在理性指導下，遵從自然必然性，使人的身心和諧，進而“人人追求全體的公共福利”，以實現國家內部的和諧。康德卻以德國人那套純粹理性和絕對命令為核心的自律倫理，提出了人為自然立法，實現人的自由與自然規律的統一和諧。黑格爾用辯證法進一步完善了康德的思想，認為“對立的東西產生和諧�煻�不是相同的東西產生和諧”，和諧的本質就是對立統一。正是這一時期豐富多彩的哲學探索，為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奠定了三個重要基礎。盧梭的社會契約理論，奠定了社會和諧的道德基礎；洛克和孟德斯鳩設計的三權分立機制，確立了國家權力運行的平衡和諧；約翰·密爾對私權和公權的界定，設計了公民和政府和諧相處的制度框架。最后，發展成為以自由、民主、平等為核心的“自由社會”理念。

　　然而，根據“自由社會”自私的“自由選擇”原則，其對財產主權的過分肯定，對市場的過分依賴，對力量的過分崇拜，對人類理性能力的過度迷信，加上資本主義無限消費觀對資源環境的過度消耗，使其反而加重了人與人的不公平、人與社會的不協調、人與自然的不和諧。

　　亞當·斯密洞悉了價值規律支配下的自由經濟市場所帶來的巨大經濟變革后，也同時對這種“利己主義”經濟運行方式所必然帶來的貧富不均、社會失序、階級矛盾、片面追求財富而導致的道德問題，表示了深深的擔憂。他在構思《國富論》之前，就預感到自己所要描述的“看不見的手”，是怎樣一只沒有羈絆的欲望之手。為此，他先寫了一本《道德情操論》，試圖構筑一個“利他主義”的道德屏障來促進社會和諧。他認為經濟過度發展必然帶來階級分化，而階級分化必引起階級斗爭。多年來，我總聽到人們津津稱道《國富論》而卻有意無意地遺忘了同一作者寫的《道德情操論》，這部著作表達了對和諧社會的向往，即“人類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處在一種需要互相幫助的狀況之中。所有不同的社會成員通過愛和感情這種令人愉快的紐帶連接在一起，好像被帶到一個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

　　但在崇尚個人主義和市場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下，“利己主義”的經濟思想與“利他主義”的道德原則天然矛盾。如何協調統一，始終是一個大難題，這個難題被稱作是“斯密難題”。為了解決它，西方各派學者行動起來研究社會和諧，其中“社會均衡論”認為社會各個部分各司其職可以促進社會和諧；“社會分工論”認為分工造就統一進而帶來社會和諧；“社會系統論”認為社會系統現存結構的均衡穩定可以造就社會和諧；“社會融突論”認為社會沖突與社會均衡的互動平衡可以促成社會和諧；“社會解壓論”認為將潛在的社會沖突及時轉移釋放可以實現社會和諧。他們都失敗了。

　　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不和諧，引發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工人運動，還引發了頻繁而嚴重的經濟危機。20世紀初，面對經濟大蕭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調整了思路，采取了一種“國家干預主義”，代表人物是凱恩斯。他認為市場并不能保證資源有效配置和達到充分就業，國家有必要采取一系列干預政策，這造就了羅斯福“新政”。“新政”是西方經濟思潮從自由放任論向政府干預論轉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這也只是一國內部的調節。資本主義制度最終使得各大列強因對資源和市場的不斷競爭而加劇了內部矛盾，激發了兩次世界大戰。“終極和諧社會”的信念動搖了。

　　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并沒有死亡。許多思想家對資本主義傳統工業文明固有弊病進行了深刻反思。各發達國家內部也因為公平與和平等問題爆發了持久的社會運動。尤其是越來越嚴重的環境資源問題，引起了西方生態主義浪潮。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個地球”的共識。1987年，布倫特蘭夫人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認為“可持續發展戰略旨在促進人類之間以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主張，擊中了西方文明的要害，因為傳統西方工業文明一直以極端人類中心主義為導向。“可持續發展”并不是要簡單地將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對立，不是要停止發展來保護環境資源，而是追求一種更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如今，可持續發展理念已成為當代西方思想界主流。?

　　馬克思主義的和諧社會觀

　　“斯密難題”被馬克思主義破解了。馬克思主義從起源到目標，本身就是為了追求和諧社會。這在一開始的空想社會主義時期就表現出來了。如傅立葉發表了《全世界和諧》一書，提出了不和諧的資本主義制度必將被“和諧制度”所代替。歐文所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驗也以“新和諧公社”命名。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空想社會主義的部分思想進行了肯定，認為它們包含著很多“關于未來社會的積極主張”。

　　按照馬克思的辯證法思想，和諧就是矛盾的對立統一，和諧社會就是社會矛盾體系中各要素之間處于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相互貫通的穩定狀態。馬克思把辯證法思想應用于考察社會問題，其中有個著名的觀點，叫社會有機體理論。他認為，社會就是各要素、各方面、各成員利益關系的綜合體，社會和諧則是一個歷史的實踐過程。馬克思的矛盾同一性和社會有機體理論認為，能實現人與自然和人與人和諧的社會，就是和諧社會。

　　馬克思不止一次毫不隱諱地稱自己的哲學為“人道主義”、“實踐的人道主義”。他的社會和諧思想也帶有濃厚的人道主義。他將社會和諧解釋為，“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也就是說，共產主義和諧社會，是人類擺脫異化、回歸自我，使人的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合二為一，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真正和諧的社會。“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生成的”。“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馬克思社會和諧思想為中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由于各國歷史條件的不同，社會主義運動分化成眾多流派。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大主流。

　　科學社會主義通過經濟的必然性來批判資本主義，強調通過暴力革命、階級斗爭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馬克思所強調的暴力革命只是一種奪取政權的方式，還要通過進一步調整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來實現社會各方面的和諧發展。科學社會主義者如今都認為暴力不是通往社會主義的惟一道路，而勞動生產率才是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因素。科學社會主義也認為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手段是民主。無產階級專政是運用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是用社會主義民主來取代資產階級民主。

　　民主社會主義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思想體系的總稱。它修改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思想，強調通過和平的斗爭和對資本主義的糾正來走向社會主義。指導民主社會主義進行和諧社會研究的思想體系十分繁雜，主要是多元主義、倫理本位和民主至上，即是在理論方面將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倫理、人道主義和歐洲哲學相結合，認為只要有利于實現社會和諧，各種思想都可融合；政治方面認同議會制和多黨制；經濟方面主張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經濟”；倫理方面認為社會主義真正發展的基礎是道德原則。民主社會主義將自由、民主、公正、互助作為和諧社會的基本價值。

　　如今，一些新的社會主義流派也發展迅猛，例如市場社會主義與生態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是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即把市場效率和社會主義公平價值統一起來。同時還提出要使生產資料不同程度地社會化，認為公有制仍是爭取平等的基礎。生態社會主義是將生態運動和社會主義相結合，謀求經濟與環境的和諧。其哲學原理主要建立在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上，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源，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救全球生態危機。這兩個流派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新的活力。

　　中國共產黨的和諧社會觀

　　世紀之初，中國共產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全新思想體系，正逢全球社會主義運動遇到重大挫折的關鍵時期。蘇東劇變使社會主義威信大大下降；資本主義制度自我完善與發展的能力仍然強大；全球資本化的急速發展使新自由主義如日中天，西方民主社會主義提倡的福利政策受到嚴重挑戰。

　　社會主義受到挫折與挑戰的同時也遇到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如今，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在急劇加大，生產的全球化加劇了全球失業，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生態系統也遭到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提倡平等和民主，反對等級和壓迫，追求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能容納傳統生產力發展之刻，就是社會主義新生產關系成熟之時，人類追求社會公正平等的目標永不過時，社會主義必將卷土重來。

　　中國共產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于我們對于和諧社會的哲學基礎和根本目標有了新的認識。長期以來，我們多注重人與自身、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進入21世紀以后才真正認識到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性。和諧社會實質上就是幾大和諧關系的統一與人的全面發展。

　　人的全面發展首先取決于人與自身的和諧關系。人與自身的和諧就是克己愛物，將欲望限制在有限的范圍內，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的精神享受；人的全面發展還取決于人與人的和諧關系。人與人的和諧是人與自身和諧的外化，只有在集體和社會中才能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還取決于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個人向往自由、要求權益自主，社會需要秩序、要求權利規范。兩種需求能否協調一致，能否歸于和諧，是現代社會需首先解決的問題；人的全面發展最終取決于人與自然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未被人類勞動涉及的自然界也會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并能反作用于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整個自然界是一個巨大的生態系統，人類社會是個子系統。人與自然的關系，實際上就是母子系統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必然決定性地影響著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社會所組成的人類社會這個子系統。正如胡錦濤同志指出：“大量事實表明，人與自然的關系，往往會影響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如果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人們的生活環境惡化，如果資源能源供應緊張、經濟發展與資源能源矛盾尖銳，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是難以實現的。”

　　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體系，更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和社會主義實踐三大和諧源流的科學歸納。

　　從中國傳統文化角度看，中國共產黨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是基于對中國優秀歷史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再認識。任何和諧社會都是一個擁有巨大凝聚力的社會，立足于民族傳統文化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將得到全民族的廣泛認同。

　　從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看，可持續發展是西方傳統工業文明取得巨大成果和付出巨大代價后得出的基本結論，與我們以科學發展觀來統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系。另外，西方文明價值觀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等一系列原則本身并沒有缺陷，但在資本主義體系下，這些價值原則被虛偽化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價值原則，既擯棄了以神為本，也擯棄了資本主義在以人為本口號下所掩蓋的以錢為本，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的一種合理吸納和批判超越。

　　最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執政黨理念成熟的標志，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基本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因為其核心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即斗爭哲學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只是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中根據具體情況而產生的階段性表現。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本來就是馬克思的畢生追求，是馬克思主義的終極目標和理論歸宿。在新世紀里，隨著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已重新認識到共產主義在追求人和社會全面發展方面的現實價值。如果說世界新社會主義運動是試圖在對西方工業文明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實現超越的話，那么中國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是對現在所有社會主義運動的借鑒和超越，更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

　　什么是環境友好型社會

　　“環境友好型”概念的由來

　　環境友好型社會這一概念是隨著人類社會對環境問題的認識水平不斷深化逐步形成的。環境危機首先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于西方發達國家局部爆發，此時，經濟增長等于一切，“先污染后治理”是這一時期環境治理的主要特征。當生態環境危機全面爆發并嚴重影響各國經濟、社會、政治發展時，環境治理思路才開始向“源頭和過程控制”轉變，即從末端治理變為源頭預防，清潔生產應時而生。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環境無害化技術”，被通稱為“環境友好技術”，主要是指預防污染與清潔能源的工藝、技術、產品。1992年在聯合國里約環發大會《21世紀議程》中，正式提出了“環境友好”概念。90年代中后期，“環境友好技術”、“環境友好產品與服務”、“環境友好企業”等概念相繼出現。

　　隨著全球環境問題日益凸顯，國際社會逐漸認識到，環境保護對經濟社會文化及技術等方面所提出的綜合要求，迫使人類必須徹底由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工業文明轉型。

　　環境問題是一個多層面的各種社會問題的關節點，是“世界問題復合體”。環境與人口、資源彼此作用，共存于一個復合生態循環中，環境問題是一個人口與資源問題。而人口、資源、環境又主要通過生產、消費和分配環節進行聯系，因此，環境問題又是一個經濟問題。如何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同時實現環境與社會的協調，關系到全社會的整體發展，因此環境問題又成了一個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帶來人們生活方式與人生價值的變化，解決不好就會使社會人文與社會道德倫理受到威脅，因此環境問題就又反映為一個文化問題。環境問題要求以可持續發展理念來指導整個社會實踐，強調轉變政府的社會管理服務職能，因此環境問題又成了一個政治問題。全球環境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國際沖突發生的必然性，為占有更多環境資源，各國在方方面面進行著激烈博弈，環境問題已成為一個國際問題。

　　為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創新人類社會文化價值觀，就必須改變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與消費方式，就必須調整和協調社會各主體間的利益關系，就必須改革宏觀政治決策的機制，就必須革新傳統技術體系，將這一系列的變革融合到一個統一的發展觀框架中，就必須進行一場綜合的環境革命。這場綜合環境革命的結果，就是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

　　2002年世界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保護作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世界各國開始全面提出“環境友好”的理念。2004年日本發表了《環境保護白皮書》，明確提出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概念就此誕生。

　　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涵義

　　環境友好型社會是一種以環境資源承載力為基礎、以自然規律為準則、以可持續社會經濟文化政策為手段，致力于倡導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的社會形態。就中國而言，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本目標就是建立一種低消耗的生產體系、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持續循環的資源環境體系、穩定高效的經濟體系、不斷創新的技術體系、開放有序的貿易金融體系、注重社會公平的分配體系和開明進步的社會主義民主體系。

　　從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演變來看，人類社會經歷“敬畏自然”、“征服自然”、“和諧自然”三個基本階段。漁獵文明和農耕文明時期，人類敬畏自然，是因為生產力的低下迫使人們依賴于大自然的恩賜。工業文明時期，貪婪資本與強大科技的結合，使人類將自然界變成服從于人類物欲的對象。人類生活獲得極大改善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環境危機。環境友好理念拋棄了古人“敬畏自然”中的神秘性，吸取了人與自然和諧的合理內核；拋棄了工業文明“征服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盲目自信，吸取了改造自然的積極因素。

　　環境友好型社會提倡經濟和環境雙贏，實現社會經濟活動對環境的負荷最小化，將這種負荷和影響控制在資源供給能力和環境自凈容量之內，形成良性循環。有人說，構建資源節約型社會就已包括了“環境友好型社會”，實則正相反。在國際社會，一般認為資源節約是環境友好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觀念方面，資源節約關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資源使用率，如節水、節地、節能等等，但不能涵蓋環境友好所包括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技術等要素，也達不到環境友好強調的人與自然和諧的哲學倫理層次。在經濟方面，資源節約可以提供“節流”措施，而環境友好可從“開源”和“節流”兩個方面統籌社會經濟活動的綜合發展。在政治方面，環境友好比資源節約更多地強調綜合運用技術、經濟、法律、行政等多種措施降低環境成本，解決更為廣泛的國計民生問題。在文化方面，環境友好比資源節約更為關注生產和消費對人類生活方式的影響，強調生活質量、生活內涵、生活意義的幸福指數，有很強的道德文化傳承價值

　　環境友好型社會與和諧社會的關系

　　胡錦濤同志2005年指出，要“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這正是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起點就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環境友好型社會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共同點，在于基本價值觀與解決問題的原則完全一致。二者在價值理念上都主張以人與自然的和諧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二者都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重視發揮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二者的社會倫理觀都區別于極端人類中心主義，也區別于極端生態中心主義，而是將人文精神、法律制度、經濟技術、生活方式等社會因素整合為推動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共贏的強大力量；二者都堅持公平正義和可持續發展，強調社會公平、體現社會關愛，遵循城鄉、區域、經濟社會、人與自然、國內外發展的五統籌原則；二者都要求建立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合理的利益協調機制、安全的社會保障機制、有效的社會控制機制、敏感的社會預警機制、有效的矛盾疏導機制、公平的生態利益補償機制、綜合的政績評價機制、引導公眾參與的民主監督機制。

　　胡錦濤同志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歸納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正是這六大特征的具體體現。環境友好型社會通過環境信息公開來促進公眾參與，通過綠色GDP和環保問責來強化官員的正確政績觀，通過強化環境法規來保障人們的環境權益，為和諧社會的民主法治奠定制度基礎；環境友好型社會通過環境公平來促進社會公平，為和諧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了實現途徑；環境友好型社會通過倡導以人為本，重視人文精神，反對極端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提倡人人互助團結的社會風氣，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誠信友愛提供了文化氛圍；環境友好型社會需要大力開發節約能源、保護環境的技術產業，需要一大批創新型人才與高新科技，需要實現中國環境與經濟雙贏，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充滿活力的平臺；環境友好型社會通過一系列環境資源的分配機制與環境經濟新政策，來防范環境風險、保障人民健康、關注社會熱點、化解群眾矛盾，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安定有序提供了穩定保障。至于說到人與自然和諧，那本來就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題中之義。

　　環境友好型社會從屬于和諧社會，二者不能并列，但也不可分割。沒有環境友好型社會，就不能建成和諧社會；同理，沒有和諧社會，也就沒有環境友好型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即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實踐。

　　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現實需要

　　環境資源問題對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制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人口從6億增到13億，可耕種土地因水土流失又少了1／3，加上原來天然不可居住的1／3，現在能生存的土地僅剩下300多萬平方公里。也就是說，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生存空間卻減少了一半。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增長迅猛，走的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傳統工業化模式，龍頭產業幾乎全是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如礦產、紡織、冶金、造紙、鋼鐵、化工、石化、建材等。我們的單位GDP能耗比發達國家平均高40%，產生的污染是它們的幾十倍，勞動效率卻只有幾十分之一。50年來，中國GDP增長了10多倍，但礦產資源的消耗卻增長了40多倍。到2020年，45種主要礦產資源國內將僅剩6種，70%的石油需要進口。中國北方的水資源已近枯竭，華北平原下出現了25萬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中國南方的水資源嚴重污染，七大水系40%的水已經完全喪失使用功能。全國17%的土地已徹底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我們的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長，環境損失也占當年GDP的8%-13%。五到十年內，基礎資源枯竭與環境成本加大將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增長。

　　環境問題對社會穩定形成嚴峻挑戰。我國目前有1／4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70%死亡的癌癥患者與污染相關，20%的兒童鉛中毒，大城市里每10對夫婦就有一對因污染生不出孩子。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危害將引發社會的強烈不滿。據統計，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2005年，全國發生環境污染糾紛5萬起，對抗程度明顯高于其他群體性事件。尤其值得注意并一定要處理好的是水壩移民問題。2020年整個西南地區的水壩移民要達100萬。中國已提前進入了環境事故高發期，松花江事件后，全國平均每兩日發生一起水污染事故。今后，環境污染極易與環境公平攪在一起，成為誘發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

　　環境問題引發強大的國際壓力。我國已簽署和批準了50多項國際環境公約。嚴重的環境污染影響著我們的國際形象。中國化學需氧量排放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在環境問題已經上升為“全球意識形態”的今天，西方國家已把環境問題作為對華外交的主題之一。周邊鄰國開始越來越關心中國跨界河流海域的污染開發，主要西方國家更加關心中國在15年后將成為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中國已加入了《京都議定書》，雖然近期沒有削減義務，但如果現在不痛下決心調整產能結構，當輪到兌現削減承諾時，中國將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要減，成本太大；不減，將成為全世界眾矢之的。在國際貿易方面，歐美已開始對我國設置綠色貿易壁壘。中國的最大出口行業是紡織和機電，僅最近歐盟對機電產品的兩項環保指令，就使我國機電出口每年損失317億美元，占出口歐盟機電產品的71%。

　　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是維持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營造有利國際環境的現實需要。然而，全國各省在提前超額完成“十五”GDP指標的同時，主要環境指標都沒完成。如今，中國用20年的時間取得了西方發達國家100年的發展成果，而西方發達國家100年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也在中國20年里集中顯現。我們為什么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第一是我們發動工業化的時間太晚了。歐美日在發動工業化時積極進行海外擴張，通過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場積累起雄厚的工業資本，即是說，它們起飛的資源環境成本是全世界埋的單。我們開始改革開放時，人家已經發展了幾百年，早就劃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國際規則與市場，我們的環境成本轉移不出去。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歐美差得太多，沒有本錢跟人家拼消耗。發達國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時候解決了環境問題，我們支持不到那一天，當中國人均GDP3000美元時，環境危機可能夾帶著其他社會問題提前來到，我們所取得的那點經濟成果根本無法抵擋。中國必須不惜代價提前解決中國環境問題。

　　如何構建環境友好型社會

　　確定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思想方向

　　環境問題是環境友好型社會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中國環境問題的形成十分復雜，但從根源上看，還是思想文化問題。因為思想文化決定了社會制度、戰略目標、經濟模式、技術形態的選擇設定。中國環境問題首先源于對馬克思主義的片面理解。以前我們只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斗爭哲學，而且在“唯生產力論”的誤導下認為單純的經濟發展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其次，優秀傳統文化的缺位加重了道德喪失和信仰危機，追求物質財富已成為社會惟一目標，人與自然和諧為內核的傳統文化被視為發展的束縛。再次，我們拋棄了傳統文化中的精髓，也沒對現代文明中的真諦吸納多少。例如，權利和契約這兩個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就是環保的必要條件；各種環境權利普遍界限模糊，環境和資源無法進入生產成本核算；各利益群體間因缺乏公平博弈的平臺來達成契約，弱勢群體的環境權利被剝奪，等等。思想上的片面必然導致認識上的錯誤，文化上的缺失必然造成行為的短視。

　　構建環境友好型社會，首先是要全面更新我們的思想文化體系；其次是據此重新制定我們的戰略發展目標；再次是據此設計我們的制度機制；然后再據此指導我們各專業領域的工作。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若要更新思想文化體系，還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去尋找源泉。

　　西方國家爆發生態危機以來，許多有識之士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全面反思生態危機的成因，認為正是資本主義的所有制性質、生產方式、市場機制、消費理念共同塑成了一種強大的征服掠奪自然的物質力量。所以，資本主義與生態危機有著難以剝離的密切關系，生態危機的爆發為認清資本主義本質提供了難得教材。

　　盡管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時代，生態破壞狀況遠遠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但是他們卻深刻地揭示了生態問題產生的最深層原因。他們認為，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雖然體現了現代工業發展的某些共性，但根本還是社會制度問題。

　　馬克思生態觀的第一個觀點是“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等于共產主義”三位一體的“綠色思想”。其核心就是要實現人、自然與社會的和諧。馬克思深刻分析道：“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正像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一樣。”社會是由人生產的，自然也在按“人化”的方式同人發生關系，成為“人化的自然界”。馬克思說，“自然史和人類史彼此相互制約”，因為自然史反映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史反映的是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發生關系時，總是以社會的形式出現，人改造自然的狀態，受到人與人關系的影響；而在人與人的關系中，物質關系又是基礎。因此，人與人的關系與人與自然的關系互為中介，也互為制約。馬克思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自然因素始終發揮著基礎作用，而人是通過勞動與自然界發生聯系的。資本主義對利潤的攫取造成了勞動的異化，也必然造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沖突。他說，“只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界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服從于人的需要”，“勞動本身只要它的目的僅僅在于增加財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恩格斯指出，要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需要對我們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他說：“我們這個世界面臨著兩大變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這兩大“和解”，一個是針對人與自然的矛盾，即資本主義文明對大自然無限制地索取掠奪而造成的生態危機；一個是針對人與人的矛盾，即資本主義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人既是自然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是社會的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和解”就是“和諧”，兩大“和解”就是兩大“和諧”，就是整個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和諧”。

　　馬克思生態觀的第二個觀點是闡明人存在的二重性。馬克思主義強調人的社會性和個體性，強調人的自然存在和社會存在。馬克思認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的存在物”。認為人的社會屬性是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形成的，認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對自然規律認識的基礎上去積極地順應自然，這種對自然的積極順應只能是“社會化的人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虧于和最適合于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必須時刻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絕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

　　馬克思生態觀的第三個觀點是生產力學說。馬克思是從改造自然與改造社會、改造人自身相統一的角度論述生產力的，指的是社會力量與自然力量的結合。馬克思在論述生產力的發展時，總是強調生產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將人類自身的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自然關系、社會關系綜合起來，便構成現實的生產力；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取決于人類自身生產所提供的勞動量與物質資料生產所提供的生產資料量之間配置是否適當。正如馬克思所說：“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

　　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為構造中國環境友好型社會指明了方向。

　　奠定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文化基礎!

　　環境文化是致力于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系，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形態。環境文化是人類的新文化運動，是人類思想觀念領域的深刻變革，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層次上對自然法則的尊重與回歸。幾十年來，環境文化的理念廣泛滲透到人類經濟、科技、法律、倫理以及政治領域。環境文化在世界的興起，為中華文化復興帶來了重大機遇。馬克思主義生態觀與環境文化相結合，必形成一整套人與自然和諧、誠信友愛、注重精神超越的全社會奉行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

　　中華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命脈不絕，精神不倒，是因為中華文化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它既重視自強不息，又崇尚和諧包容，始終強調與自然合而為一，強調和平的國家關系，強調寬容自由的個人信仰，強調公正的社會，強調個人對“天下”的責任，這與馬克思主義追求人類自由的精神高度吻合，也與生態文明的思想非常接近。

　　我們必須重新構建起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我們反對從整體上否定中華文明的民族自虐癥與民族虛無主義，同時，應從比儒家思想更為廣闊的傳統思想資源中去發掘適合當代中國的民族文化精神。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架構看，完備的道德宗教文化，互相補充包容的信仰價值與道德規范，仍然可以為中國人提供精神需求。

　　我們必須理順社會主義理論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從傳入中國之日起，就開始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它要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緊密結合；作為西方文明成果，它要同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緊密結合。這種結合在實踐上的成果，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在理論上的成果，是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如儒家群體價值觀與集體主義；如儒家倫理道德觀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如儒家和諧觀與安定團結；如儒家變革維新思想與與時俱進；如儒家小康社會與共同富裕；如儒家節用裕民與艱苦奮斗；如儒家強本抑末思想與可持續發展等等，方方面面都能找到相通互補的結合點。

　　我們必須理順中華傳統文明與西方現代文明之間的關系。二者互補會對現代化進程形成新的合力。“亞洲四小龍”的騰飛絕不僅僅是儒家精神的勝利，也不僅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勝利，而是東西方文明交融成功的勝利。由于全球化趨勢，東西方傳統文化道德在同一時空、不同層面出現了交鋒與碰撞，我們應將傳統與現代的道德精神有機聯系起來，賦予傳統道德以現代涵義。不以中華傳統文明為基，我們現有的道德資源就不足以解決市場經濟固有的道德弊病。道德力量強大時，可以形成潛在的規范力量，保障市場經濟的公平誠信，遏制全社會的兩極分化。在這一點上，我們應借鑒西方將市場經濟與新教倫理結合起來的成功經驗。

　　重建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戰略目標

　　思想文化觀念一旦統一，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就需要制定一個個戰略目標，要把環境因素提升到整個宏觀經濟決策鏈的前端。

　　沒考慮環境因素的戰略規劃必帶來深刻教訓。現有的行政規劃形成于計劃經濟時代。現在是全球化時代，全世界的能源和經濟結構都在資本的作用下進行著重大的調整，如果我們仍然按照同一種增長方式，肯定要出結構性問題，肯定造成重復建設與資源浪費。例如，我國城市規劃沒有充分考慮環境因素，造成城市布局像“攤大餅”一樣地無限擴張，加劇了用水緊張、交通擁堵、熱島效應與空氣污染。再如各省市在作能源、電力、重化工基地建設規劃時，由于沒有考慮生態脆弱的承受力，已造成了幾代人都難以恢復的生態問題。大大小小的規劃和政策由于當年沒有充分考慮可持續發展，致使我國經濟仍是拼資源、拼環境的粗放型增長。

　　我們應該把環境因素納入到國民經濟與宏觀決策之中。綜合分析中國未來一段時期內奇缺的能源、淡水、耕地、礦產、生物五大資源以及現有環境資源的承載能力，對各類重大開發、生產力布局、資源配置，進行更為合理的戰略安排，變過度開發為適度開發，變無序開發為有序開發，變短期開發為持久開發。

　　我們應該重新調整國土規劃。打破行業壟斷和行政區劃，根據不同地區的人口、經濟、資源總量與環境容量，制定不同區域和行業的發展目標；再據此制定土地、流域、區域以及工業、農業、能源、城建、交通、林業等不同的專項規劃；再按照產業結構、產業比例、產業方向進一步確定開發方式；最后，再根據土地利用結構，確定重點開發區域，提出地域開發計劃。

　　我們應該確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為實現環境與經濟的雙贏，根據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必須同時實現資源能源低消耗、污染低排放與經濟高效益，這便是循環經濟。在全球，走循環經濟之路已經成為綜合國力競爭和爭奪國際發展制高點的一場新競賽。循環經濟的發展政策不僅深刻影響國家經濟的走向和抵御未來風險的潛在能力，而且通過各種國際綠色標準、資質、標志，日益延伸到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乃至國際政治諸多領域。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取決于循環經濟能否成功。

　　我們應該迅速制定新能源戰略。以核能、太陽能、風能、沼氣為代表的新能源技術已在發達國家大量開發并獲得成功，而中國新能源的發展速度和水平不僅遠遠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甚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新能源戰略是我們能否走出環境與經濟“非此即彼”困境的惟一出路，代價再高，成本再大，我們都得走。

　　完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制度支撐

　　可持續發展目標一旦確定，就要靠一系列制度政策去落實。環境友好型社會制度支撐的基礎，首先在于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體系。

　　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在環保等公共事務上，公眾是環境最大的利益相關人，擁有保護環境的最大動機。公眾參與的主體，不應僅局限于人大、政協，還應包括基層社區、民間團體、企業、基金會。公眾參與的方式，不應僅局限于傳統的立法、監督、信訪，還應包括聽證制度、公益訴訟、專家論證、傳媒監督、志愿者服務等多種途徑。

　　環保公眾參與將促進行政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是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環保作為公共事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必成為改革的先行窗口。在政治理念、綜合決策、發展戰略、法律法規等方面，可以率先探索實踐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內涵。環保不是政治最敏感的領域，但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涉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利益主體。環保領域內的公眾參與，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最佳切入點。

　　民主與法制相輔相成。我國環境立法雖多，但管用的少，很多法律條文似乎還停留在理想主義層面。按當今環境形勢，諸多立法存在空白，加上執法不嚴、體制交叉，直接影響了法律實施效果。必須對現行生態環境立法重新整合，突出環保部門的統一監管地位。應將“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內容納入憲法總則及環境資源的各項法規之中。例如《環境保護法》就應修訂成綱領性的環境友好政策大法。

　　民主法制建設的內涵是公平。環境公平是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社會基礎。實現環境公平，首要是建立一整套生態補償的法律機制。一般生態補償的基本原則是“誰保護、誰受益，誰污染、誰付費”，運用政府和市場兩種手段，通過區域補償、政策補償、資金補償、技術補償、教育補償等方法實現環境公平。例如發達國家實現環境公平的基本途徑，就是在資源被產業化或資本化開發的同時，對資源地的民眾給予一定比例的股權補償。

　　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構建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除上述制度建設外，它還要求我們進一步改革現行環境管理體制，形成跨部門跨行業的協調機制，例如按照林水草土完整的生態循環系統去將人為分割在各部門的環境管理權能重新統一起來；例如將執行環境法律政策的隊伍垂直起來；例如將國民經濟綠色核算與環境經濟政策的研究體系建立起來。此外，還要求我們制定一系列環境友好的政治制度，如領導干部環保政績考核制度，如官員環境責任追究機制，如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如公眾參與監督制度。從長遠看，還要制定國民環境教育制度，即通過一整套環境友好理念傳播機制，去全面提高國民的環境意識、消費方式、道德素質。惟有如此，才能確保環境友好型社會得以真正實現。這是個理想，雖未成現實，但決不能變成空想�犚�做的事太多，必須一件件地做起，關鍵是今天今時今刻從我們開始做起。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黨的歷史任務，建設小康社會是實現這一任務的階段性目標，使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已成為小康社會的主要指標。要實現這一指標，就必須實踐環境友好型社會，就必須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能力體現在先進性上，而“先進性”三個字體現在“可持續”這三個字上。

　　凡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就是先進生產力，凡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就是先進文化，凡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戰略就最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擴而言之，凡可持續強盛的民族就是先進民族，凡可持續執政的政黨就是先進政黨，凡可持續領先的理論就是先進理論，凡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就是先進的生活方式，凡可持續和諧的社會就是先進社會。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基本要求正是可持續發展，環境友好型社會當然就是先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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