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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風
在古代的東亞，中國一直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至少從中國人的角度看，在19世紀中期西方的“國際”觀念進入東亞之前，東亞秩序的制度基礎就是圍繞著天朝而形成的“朝貢體系”。
在這一體系中，各國與中國是絕對不平等的，但它主要是一種文化道德上的不平等。古典中國政制是“內向的”，圣賢們認為，政治應當追求正義與美德。當時的主流的政治哲學卻始終堅持這種政治理念。
這種政治通常并不特別關注拓展疆域。相反，它主動地把統治的范圍局限于按照華夏禮義生活的人群之內。所謂夷夏之辨，差不多就是對恰當的統治范圍的界定，而所辨者在“文”與“野”。
誠如宋儒陸九淵所說，“圣人重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故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夷狄不通禮義，且不可教化，所以，如班固所言，中國的“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華夏的道德優越性反而使得古代的中國天子對于外邦并無太大興趣，今人所談論的古代的和平主義，其實來自于中國對夷狄的不屑。
當然，在古代，假如四夷因為傾慕中國禮義而前來朝貢，則中國也不會拒絕。相反，天子會大表歡迎，因為，四夷來朝，乃是天子德教遠播的象征，也是中國太平盛世的標志。后人看重朝貢體系中的貿易關系，這其實是從“夷狄”的角度來觀察的，或者說是一種現代物質主義的視角。中國天子、大臣其實早就洞悉這一點，也慷慨地滿足朝貢者的貿易需求，或者也會有人樂于獲得那些奇珍異寶。但從主流的觀念來看，朝貢的主要價值仍然是象征性的。
而對于作為一個整體的東亞秩序來說，這一朝貢體系則是一種“天下公共品”——那個時代并無“區域”的概念。
按照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總結，朝貢體系為東亞提供了三項公共品：一、中國為“天下”提供安全保障，朝貢國因而不必保持常設性軍事力量，這意味著，區域內部的糾紛大部分不用訴諸武力解決；二、朝貢體系所保護的交易實行“無關稅”特別恩典，為外部世界提供了商業機會；三、朝貢秩序也是一種文化與貿易交流體制，讓不同藩屬國之間可以進行文化交流和商業交易。除此之外，還可以補充一點，即，作為宗主國，天子也通過冊封、平定內亂等途徑，賦予藩屬國的治理秩序以合法性、且維持其國內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古典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東亞秩序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在于，天朝治理的視角是內向的，并無擴張權力的野心。在與外部世界打交道時，只是自然地將內部的倫理性秩序向外擴展。其與藩屬國的關系，主要不是靠武力來維系的，而是依靠華夏“禮義”——也即政體組織形態、儒家理念、法律體系——的吸引力，依靠其所提供的“天下公共品”，由此自然地形成一個非強制性的“天下秩序”。
而這些“禮義”和公共品，恰恰就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所說的“同化權力”或“軟權力”的構成要件。
東亞的權力政治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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