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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 唐學鵬
盡管房地產調控正在有條不紊地展開，但是，就最近所釋放的針對調控本身形成的“話語權力斗爭”而言，“危機論”漸漸彌漫開來，其內容是：嚴厲的調控必定帶來房價下跌，而當房價在12個月內下跌30%，那么整個房地產行業就灰飛煙滅了，估計會形成1.02萬億的不良貸款，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將上升3.2個百分點。而中國銀行體系目前正處于同不良貸
款巨獸搏斗的關鍵期。同上述判斷相似的還有一些外國投行經濟學家，一部分外資投行在京滬房地產投資和炒作上賺取了很大的價值，他們也是房價下跌將導致“家庭財富蒸發論”的熱心鼓吹者。這種“危機論”遭到了買不起房的草根階層一致譴責。
實際上，2005年底和今年初，上海和深圳等城市都有單月房價上漲30%的“壯觀景象”。危機論認為，如果幾個月以后，讓房價回到漲幅前的狀態，那么就會導致大規模的崩盤，除非這短短幾個月發生了大規模的“劣質房地產商”惡性進入和大面積的“不甄別風險的惡性銀行放貸”。而根據銀監會網站數據，一季度的房地產貸款增幅的確有所回升，但比同期不超過10%。這說明了危機論是一個夸張的言論。
不過，必須承認，調控話語權的推進的阻力會越來越大。一些經濟學家異常討厭房價即將下跌的說法，按照他們簡單的邏輯：房價上升可以清晰地釋放應該增加供給的信號，政府再大力降低開發商進入門檻，或者在土地供應上淡化壟斷暴利的色彩(放寬農地入市)，這將導致和鼓勵開發商為市場提供更好更合適的房子�？上У氖牵鎸嵤澜缤灰勒者@個簡單的邏輯而運行。土地改革重要，但并非唯一重要的。因為地產不僅是一個商品，也是一個金融工具。它的價值不僅僅是體現在售買市場，而更多地體現在金融市場(融資、抵押、杠桿交易)。
但經濟學家很難接受的其實是“房地產作為一個金融工具價格，必須要有一種下跌的命運”。他們很合理地推導出，“家庭財富價值縮水，建筑業萎縮，民工大面積下崗，銀行壞賬堆積，甚至金融體系脆弱性問題”。而且，當這些危機論者遭遇到圍攻時，他們常會聲稱自己不需要為民眾說話，而是“僅僅愛真理”。盡管互聯網的確帶來了相當程度的“民意暴政”和“草根漫罵”，但成熟的學者需要分辨民意的合理性，從容地堅持自己的見解，并常常用社會真實反思自己，保持心靈擁有一種開放性。
或許我們可以變換一種方式，將房地產問題變成一個“反對商業賄賂”問題，或者是打破“官商聯合體”問題，把一個含糊不清的經濟計算問題變成一個法律問題。最近發生的一些與地產腐敗相關的案件，顯示了以這種法律視角來反觀房地產問題的必要性。
其實，股改的歷程可以為房地產調控樹立一個參照。中國股市 “大股東控制”(非全流通帶來的頑癥)和“股價操縱問題”(交易規則和信息披露上的頑癥)早就被認為是必須進行改革的問題。但是，語言恐嚇之網拉得異常密集：比如全流通意味著打壓高企的股價，會造成國有資產價值大蒸發，民間財富揮發百億，銀行不能承受之重，股市肯定會崩盤。結果，原本早就該進行的股改一再拖延。隨后，大股東侵占資金惡性案例不停地揭露，德隆式操縱手法不斷被曝光，國資和銀行信貸資金被慢慢侵吞，這才導致了政府下決心推動股改，結果是股市沒有崩盤，從股點上看，幾乎是“推倒重來”的基礎上，一舉收復失地，并為未來的股市奠定了繁榮的走向。
毫無疑問，樓市也需要這樣的“路徑”：因為房地產涉及到土地問題，而土地又是政府控制的，因此存在大量利益空間。決策者可以考慮通過嚴厲打擊“官商聯合體”，一方面，可以用反商業賄賂“利器”來擠壓房地產泡沫。另一方面，也可以逐步削減了地方的“地權”，合理地分享土地出讓收益。其實，只要銀行收緊對房地產的信貸，降低房地產的融資杠桿率，劣質、投機型的地產商，玩弄裙帶關系的地產商資金鏈必然吃緊(優秀而守法的地產商則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破解房地產泡沫難局的起點是打擊“官商聯合體”，它不僅可以維持中央政府調控的權威，而且，也為調控制造了一個理性的話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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