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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述古
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近日指出，中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ＧＤＰ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比非洲貧困國家還低。吳教授指出，我國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為多數。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中國青年報》7月5日）
國人常有“全世界第一”的情結，但這個“全世界第一”不僅不值得自豪，反而應當喚起我們深深的憂慮。基本民生投入占ＧＤＰ比例比非洲貧困國家還低，從一個角度表明政府職能的錯位和不到位。我們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但對基本民生的投入做得如此差勁，理當引起深刻反思。
筆者手頭有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研究員關于中美兩國財政公共服務程度比較的資料。以2004年兩國財政支出為例，我國用于行政公務支出的比例為37．6％，美國為12．5％；我國用于經濟建設支出的比例為11．6％，美國為5．0％；我國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支出總量為25％，美國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國和美國分別為25．8％和7．5％。
我國政府行政公務支出的比例約3倍于美國政府，表明我國行政成本高昂。這與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自己花錢大手大腳密切相關。我國政府直接投資經濟建設的支出約2倍于美國政府，表明政府直接充當市場主體的現象比較普遍。同時，由于政府用于行政公務和經濟建設的開支比例偏高，無疑會產生對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方面投入的“擠出效應”，致使我國政府用于這方面的投入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而民生投入和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公共衛生、住房改革，正是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生投入是公共財政支出最基本和最應該優先保障的內容，這在理論上沒有任何疑點。但是，民生投入在實際操作中常常被懸空，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長期得不到改善，要害不在于認識不到位，而在于政績觀的偏差。民生投入不會立竿見影地促使ＧＤＰ快速增加，也難以做出顯眼的政績。在惟ＧＤＰ是論的政績觀及相關考核體系影響下，教育高收費成了“拉動內需”的理由，醫療市場化成了“減輕政府負擔”的理由，饑餓供地以拉動房價成了“經營城市”的理由，而讓老百姓上得起學、看得起病和住得起房，正是基本民生投入的基本內涵。
從更深層次看，一些地方甚至一些公共財政極其窘迫的市、縣，無錢投入基本民生，卻有錢不斷翻新辦公樓，購買豪華車，有錢讓領導干部周游列國考察觀光，有錢修建大廣場、出“大手筆”，與地方領導手中的權力沒能得到有效約束密切相關。按理說，各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都要經人大常委會同意，但在實踐中，一些地方政府對公共財政支出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公共財政支出不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而是領導意志亦即權力意志的反映。
公共財政本來是公民的血汗錢，但在基本民生投入上如此寒磣，不能不說是一種制度不公。增大基本民生的投入，是讓絕大多數公眾共享改革成果和建立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基本民生的投入占ＧＤＰ比例全世界倒數第一，需要地方政府及領導干部樹立科學的政績觀和正確的權力觀，更需要從制度建設上入手，加強對公共權力的制約，使增大民生投入、關注弱勢群體成為地方政府的自覺行動，成為公共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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