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動的雁行：中日經濟再定位

　　姚海天

　　二十多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市場的擴大，中國作為日本貿易對手國的地位也不斷提高。同時，日本經濟卻進入低增長期，國際上甚至出現了“亞洲的重心正在從日本移向中國”的觀點。

　　作為亞洲影響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日經濟之間這種此消彼長的發展勢頭使得中日經濟的相互影響力和對地區經濟、世界經濟的影響力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中日經濟之間的重新定位成為一個必須面對的課題。

　　中日貿易新動向

　　經過二十多年增長率超過9%的持續高速經濟增長，2005年中國經濟規模達到GDP2.3萬億美元。而日本經濟在經歷上世紀80年代后期空前繁榮的泡沫后，進入以1991年經濟泡沫破裂為開端的長達十幾年的停滯期，直至2006年才開始出現個人消費趨于堅挺、民間設備投資連續增長等經濟自律復蘇的跡象。

　　雖然中日經濟發展的勢頭差別很大，但是，中日之間的貿易關系卻一直處于“快車道”，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過程，就是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的過程。

　　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會的計算，2005年的中日貿易總額為1893.9億美元，比2004年增加了12.7%，從1999年起連續7年創中日貿易額歷史記錄，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對象國，日本也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對象國。目前，中日貿易雖然依舊處于增長態勢，但是，貿易擴大的步調卻在放慢。

　　變動中的“雁行”

　　日本的資金、技術優勢和管理經驗可以彌補中國的弱點，而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和廣闊市場有助于日本企業降低費用和發展壯大自己。1972年中日建交后的經濟聯系就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

　　在19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對于日本，中國是原料產地和生產基地，更是市場。對于中國，日本則是先進技術來源和外匯來源。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由于出口創匯能力低下，往往無法滿足引進技術、進口先進設備對外匯的需求。中日之間的貿易給中國的初期發展提供了當時緊缺的外匯，也為中國加入國際貿易體系、提升產業和貿易結構提供了必要條件。在中國受益的同時，日本對中貿易也快速增加。隨后，日本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對促進中國勞動力就業，對中國技術進步、增加國際貿易也起了重要作用。同樣，日本企業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

　　對于中日之間的經濟關系，“雁行模式”理論給出了形象的概括。

　　“雁行模式”這一概念最初是由日本學者赤松要博士于1935年提出，之后經過多名學者的拓展，不僅用于描述一國內部產業發展，也常被用來描述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科學技術發展狀態，日本擁有發達經濟和高水準的科學生產技術，通過貿易、投資和技術轉移使得東亞其他國家受益，經濟得以發展，技術水平逐次提高。“雁行模式”雖然有美化日本的成分，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客觀性。

　　在改革開放之初，在東亞諸國中，中國經濟處于“雁行模式”的“雁列”的后方。這種定位是恰當的。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亞洲四小龍”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新加坡和韓國的經濟也實現了飛躍，原有的“雁行模式”還沒有過時，但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一些變化。中國經濟規模的快速擴張使得中國整體經濟實力已經逐漸接近日本，中日之間經濟規模上雖然存在差距，但是在某些領域中國已經成為日本不可低估的競爭對手，影響力上出現兩強相爭的態勢。

　　東亞貿易新結構

　　發展中國家在發展經濟、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先是從進口消費品開始，逐漸進化為本國內生產，然后進入出口階段，國內產業由此而成長起來。此過程中，資本密集型生產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必不可少。中國到目前的經濟發展也基本遵循這種模式。不同的是，在以中日為核心的東亞地區，形成了新型產業內貿易結構。

　　中日之間的貿易，主要是以紡織品、電氣設備、電子儀器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中心，中國從日本進口材料和部件，再從中國把制成品出口到日本這種委托加工的方式為基礎發展而來的。

　　隨著中國高速經濟增長，市場經濟得到強化，中國、日本以及韓國和臺灣地區之間伴隨著制造業的集中已經形成了國家地區間的新型生產網絡和產業內貿易結構，以IT相關領域為例，日本、韓國以及臺灣(地區)生產

　　一般來說，人均GDP在達到1500美元時，對汽車等大型耐久消費品的需求增加，超過2000美元時，對高級服裝和高級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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