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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佴
有篇著名的網文，對廣州的形容是這樣的，這是一個最像江湖的城市，特別是它的火車站。
作為一個在廣州生活了近10年的人，我總計前往火車站次數絕不會超過30次，但我
已親眼目睹了3起搶劫案，4起盜竊案，2起敲詐案。
但一年間，這里發生了巨大變化。截止到本月，據廣州市公安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05年流花火車站地區立刑事案件比2004年下降41%，立刑事案數是近年來最少的一年；而今年上半年，刑事立案比2005年上半年再下降51%。警方說“流花地區治安秩序出現了歷年來最好的局面”。
本地媒體將火車站改變的原因歸為四招：重兵，即在方圓2公里設了三個派出所，其密度之高居全國之首；嚴刑，將活躍于該地區的犯罪分子抓到嚴懲；便衣，四處布下的便衣將街面犯罪控制到了最小程度；高科技，整個廣場全天24小時攝像監控。
不過，我認為，使火車站發生變化的最根本因素是區域設置的改變。去年此時，火車站一處歸三個區管轄，而隨著廣州行政區劃調整，火車站地區變為了越秀一區管轄，這才為后面的整治工作提供了一個必要前提。
一次成功的區劃變革使交易成本降低了，于是政令變得通暢了，廣州火車站的治安就這么變好了。
當然，失敗的例子我們也見過。記得有一次我采訪一位官員，他講到當時一夜之間各地紛紛撤縣建市，財政分文沒增，公務員人數卻馬上翻番。一番折騰后，一場全國范圍的，通過發展縣域經濟重新配置行政資源的變革，重新悄然進行。但當年的決定，使十幾年沉淀下來了多少成本，再次變革又將消耗多少成本，已是沒人愿意去面對的問題。
一正一反兩個案例，體現了制度的重要。也正是緣于制度的重要，每當那些疾風暴雨般的政策出臺時，理應給民眾更多知情權。(作者為本報華南分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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