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銘銘
沒有明晰和穩定的產權，所謂“合作”牽涉的方面，就不僅僅是農民個人或家庭，而還有一套嚴密的、頻繁起作用的“上下關系”。小崗村之所以能建立“大包干紀念館”，之所以能將耕者之田“打包出租”，正是因為這套“上下關系”在起作用。
當下中國有70多萬個村莊(以往更多)，安徽小崗村，無非是其中一個。在古代，如此小村，若非孕育帝、王、將、相的風水寶地，若無文人騷客的熱情謳歌，其存在便難以為世人所知。然而，我們生活的年代不同以往。在過去60年來，席卷各地的政策大變動，往往發源于個別小村(至少被宣稱為如此)；于是，小崗村有了機會，與1946年即已實行“土改”的“土改第一村”溫泉屯、公社化時期的大寨一道，成為中國20世紀史的里程碑。1978年12月，18戶小崗村農民按下手印，告別集體，選擇“單干”。這一“妄為”是秘密進行的，但事件發生不久，就發生意義轉變，公開化為“國家大事”，開啟了農村經濟改革的大門。
參與創造歷史者往往要為他們創造的歷史讓渡出自己的部分利益，小崗村也不例外。在過去的20多年來，受益于其所引發的改革，不少地方變遷速度越來越快，得到越來越多好處，它們最終將小崗村拋在身后，使之成為“落后標本”�？质菫榱擞^趕上，去年6月，小崗村在安徽省政府的財政支持下，投資300萬元，建立了“大包干紀念館”(其意圖，在于模仿其他地方的“古村游”模式，利用自己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中的特殊地位，打造一種旅游品牌，并從中獲益)。今年3月，這個28年前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鍋飯”的小村，又醞釀了一場“革命”：小崗村計劃重新集中土地，使村民以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
聽起來，兩件事之間相互矛盾，于是有人稱之為“小崗村悖論”：“大包干紀念館”，為的是在“有中國特色的假日經濟”中分得紅利(當然，受益人是誰，尚待考察)；而宣稱要實行“合作化”，聽起來又像是在回歸于幾十年前“集體化”經濟。
以個別村莊來說事兒，已成為過去60年來中國理論界的一大“思想慣性”；這樣的“慣性”有益處(可以方便地用例外的非常故事來推進變革)，也有弊端(可能犯以個別例外來“一刀切”的錯誤)�？紤]到這種“慣性”存在嚴重問題，我向來拒絕討論政治化的“典型研究”。然而，我不否認，小崗村故事實在有其饒有興味的方面。
于我而言，小崗村在上述兩方面的舉動，更富意味的是其相互一致之處。在小崗村，“合作化”具體是什么？據報道，它是以集體名義，將當年承包下去的土地，核算租價，租給上海一家畜禽養殖公司，供其建設商品豬養殖基地。在這個新的措施下，村民能參與養豬業分紅，還可選擇流動于外(外出打工等)。因而，小崗村的“合作化”，實在不同于“集體化”。建立紀念館，集體出租土地，表明的恐怕是：如今地方政府的權力比以往大了——大到可以努力打造一個小小村莊的“世界形象”，大到可以將全村土地出租(這些方面都值得鄉治研究者重視)。
然而，理論界圍繞著小崗村的“集體行動”，再度塑造自身的迷思。幾年前，理論界似已然分裂為“自由派”與“新左派”兩大陣營。面對小崗村的新動向，“自由派”發出感嘆，說這是歷史的倒退，而“新左派”，則對此歡呼雀躍，說這充分表明，集體生活對于國人意義依然重大。在近期有關小崗村的學術辯論中，不少學者以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來區分“改革前”與“改革后”。這個區分確有其合理和方便之處：改革前，我們的國家確實用“集體”這個觀念來要求個人；改革后，我們確實給個人的利益追求提供了眾多空間(甚至為此而犧牲社會整體利益，或犧牲西方社會理論中所謂的“public good”[抱歉，這個詞實在不好翻譯])。不過，我們不能以為這個區分完全合乎實際——因為，從一個角度看，無論是土改，還是“大包干”，其產權基礎與“集體化”之間的區別，實在難說是根本性的(在我們所謂的“耕者有其田”中，農民無非是暫時擁有權利，來使用國家分配給他們的土地，而這里所謂的“土地占有”，有嚴格的時限規定)。沒有明晰和穩定的產權，所謂“合作”牽涉的方面，就不僅僅是農民個人或家庭，而還有一套嚴密的、頻繁起作用的“上下關系”(“集體化”更是如此)。小崗村之所以能建立“大包干紀念館”，之所以能將耕者之田“打包出租”，正是因為這套“上下關系”在起作用。學界有必要暫時擱置脫離實際的爭論，從制度入手，思考個案的村莊表述所無法解決的“上下關系”問題。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