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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
凱雷收購徐工一案果然熱鬧非凡。先有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半道攪局，其后又有神秘人物“響云宵”針鋒相對直斥其非。如此一來二去，一樁看似“板上釘釘”的事情，就此口水不斷、紛爭不止。
出現這樣的論爭是正常的�；仡檱衅髽I改革的歷史，各種各樣各執一端的聲音從來都是不絕于耳。我們認為，透過這些不同時期不同的輿情，其實也能看出改革不斷向著縱深發展之大趨勢。最起碼，比較以往“姓資姓社”的爭論，眼下更多著眼于賤賣與否、安全與否的爭論更具理性色彩。
在大的層面上，國有資產處置過程中是否存在利益流失，確實有著探討的必要。按照斯坦福大學教授青木昌彥的表述，“內部人控制是轉軌過程中所固有的一種潛在可能現象”。而國家審計署每年對國有大型企業及中央部委進行審計而發現的問題，很大程度上為青木的論斷提供了經驗上的支持。因此，在當前階段，由于國有產權的價格確定尚無統一完備的程序與機制，因此，所謂“賤賣論”云云，至少可以在輿論監督等方面，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是爭論不應進入漫無邊際的偽命題狀態，更不能為了爭論而爭論，從而為舊制度復活或者擱置改革助威壯色。應該看到，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容易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究其根本，與轉軌加新興的獨特國情密不可分。
從理論上來說，不同的人，因為不同原因，包括對各種信息掌握的差別，可能對同一資產的未來收益，作出大不相同的預期。10個人或10個資產評估公司就可能搞出10個不同的價值評估。而現在的問題在于，由于預期本身的差異，最后實現的那個交易價格，如果不是各種預期中的最大值(一般情況下不可能是最大值，因為有買賣雙方的討價還價)，就可能被一些人認為交易中造成了資本流失，至少那個作出最大預期值的人會認為交易價值太低，發生了資本流失。
其實，這種交易與資本流失的說法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存在，而這一普遍存在的問題之所以會在中國被放大，除了國有企業事關全民利益以外，更本質的原因仍在于傳統的國有產權制度下一直懸而未決的重大缺陷—應該由誰來代表國家作為國有財產的所有者行使國家財產所有權，并承擔起由該所有權而產生的所有者責任。
也就是說，在國有經濟體系內，缺乏人格化的產權主體像真正的財產所有者那樣，在巨大的內在動力和巨大的內在壓力雙重力量推動下關心國家財產權的損益。
目前，在事關國有資產的交易活動中，經常會有這樣那樣的擔心和懷疑，這其實正好反證了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必要性。我們再回到凱雷收購徐工這一具體案例上來，拋開大量情緒性乃至人身攻擊式的言論不談，雙方爭論的焦點仍在于3.75億美元的價格是否合理。而事實上，至少從表面來看，當時協議的達成是有財務顧問摩根大通全程參與，且有包括三一重工在內的30多家競購者共同出價競標。由此可見，在固有的國企基本制度框架下，因為起點上的不完備，因為內部人控制這一“潛在可能”的存在，表面看似嚴密的方案，還是難以消弭“賤賣”的聲音。
因此，破解這種反復出現的、糾纏不清的循環謎團，還是要從源頭入手—構筑起產權明晰、權責明確的企業制度，不然，類似凱雷收購徐工這樣的波折，還會在今后反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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