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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勇
如何看待不平等是個跨越時空的問題。兩千五百年前，孔老夫子說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不用多說，孔子的這一“均無貧”觀點已被我們自己的經歷所證明：平均主義會造成普遍的懶惰，使整個社會失去進取心，永遠停滯在貧窮的階段。相反，在一定條件下，經濟學家把不平等看作是提升效率的手段，他們傾向
于認為：“因患寡，而患均”。
如果拋開公平與效率的尺度，在某一個時間節點上，低收入人群對不平等是不是就是絕對厭惡的呢？在這個問題上，中美之間最近的情況形成了有趣的對照。
眾所周知，衡量收入差距的通行指標是以統計學家基尼命名的基尼系數，其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被定為0.4。最近一期的《經濟學家》雜志表明，如今美國的基尼系數也超過了0.4，成為整個西方發達世界的龍頭老大。美國總統肯尼迪曾有一句有名的諺語，“上漲的潮水（比喻經濟繁榮）將抬起所有擱淺的船只”。1995年以前情況確實如此。那時美國生產率的跳躍性增長，惠及大眾。然而，在2000年以后，事情有所變化。生產率同樣又開始增長，但是，它只抬起了更少的船只。在對通脹率進行調整之后，一個典型美國工人的工資，自從2000年以來，僅僅增加了不到1％。而在1995－2000年之間，增長了超過6％。相反，只有最熟練工人的錢包在當前的經濟繁榮中膨脹。這意味著，生產率上升的果實向高收入者傾斜嚴重。
然而，美國和中國的一個明顯不同在于，美國人并沒有走向仇富。收入較低的美國人所抱有的想法是：加入富人群體，而不是縮小這個群體。實際上，在美國的任何一個角落，十個人中有九個人相信，即便你是白手起家，只要你努力工作，遵紀守法，美好富足的生活之門向每個人敞開。這是美國夢的核心理念。這種理念讓普通的美國人更能夠忍受經濟波動的艱辛，并接受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現實。
事實正是如此。即便是在貧富分化嚴重的今天，普通的美國人相信可以由貧到富的比重自1980年以來增加了20％。用社會學的語言來說，美國的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極為通暢。
這種態度直接決定了政策導向。相比之下，美國人更加看重推動經濟增長的意義，而不是重新分配財富的作用。因為歐洲和日本不平等的程度要明顯小于美國，然而，人們對社會蛋糕分配的普遍不滿卻總把政府搞得焦頭爛額。
另一個更有力而直接的證據是，雖然只有1％的家庭繳納遺產稅，然而，不久前超過70％的美國人支持廢除遺產稅。這也與中國日益高漲的征收遺產稅的呼聲形成對比。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夢”式的社會流動性也有一定的狹隘性，一種奇怪的“仇貧”心理卻在滋長。美國人雖然不愿意把問題歸結到他們富裕的同胞身上，但卻把矛頭指向了比他們更貧窮的外國人。一項針對外交事務的民意調查發現，近90％的美國人擔心他們的工作會流失到國外，超過6成的美國人憎惡自由貿易，就連主流經濟學的泰斗保羅·薩繆爾森也一反常態地指出自由貿易損害美國福利的可能性。這樣的呼聲很自然地傳遞到政客之中。很多跡象表明，雖然美國經濟仍然增長強勁，但是這個國家正在變得越來越限制自由貿易。
無論如何，同樣面對收入差距超過警戒線并持續加劇的社會問題，人們有可能表現出相當不同的容忍程度，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個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大小。我們或許可以說，社會流動性是社會不平等的鎮痛劑。因為，只要有夢想，明天總是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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