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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力
“實現全民低保，是國家財力完全可以做到的，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補償問題，國家財力也是可以支持的。”在經濟學50人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拋出驚人觀點，認為中國實現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應該作為‘十一五’期間的約束性指標。”吳敬璉這一最新觀點被指“相當前衛”。
我不明白人們為何如此評價吳敬璉先生的觀點。實際上，有關全民低保的問題，多年前學術界就已開始討論，據筆者所知 ，吳敬璉并非第一個提出全民低保觀點的經濟學家。盡管當初學術界對這一觀點分歧很大，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實行全民低保的經濟條件日益成熟乃是不爭的事實。吳敬璉所說，不過是強調了一下這個事實而已。
通常，人們一般都認為，全民低保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的確，貧困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因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導致的一種社會后果，如果對這一社會后果不能有效地應對，將會極大地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進一步發展。因而，世界各國政府都將保障貧困者的基本生活需要，視為自己的職責。
我國亦不例外。1999年9月28日由國務院頒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明確規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制”，低保資金“由地方人民政府列入財政預算，納入社會救濟專項資金支出項目，專項管理，專款專用”。這些規定明確了低保制度實施的主體為人民政府。但是，由于當時限于財力不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是針對城市居民，而將貧困人口更多的農村人口暫時排除在外———當然，這只能視為政府因財力所限的權宜之計，而不是長遠計劃。
因而，全民低保并非“前衛”的猜想，它是政府必然要走的路線。這既是政府執政為民思想的必然結果，也是政府進一步履行其固有職責的必然選擇。
但同時，全民低保并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它同時也是每一位公民的責任。如果片面地強調政府的責任而回避公民的責任，既不利于全民低保政策的盡早實行，也將削弱低保的效果。原因是：
其一，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都不是單純由政府完成的，它也有公民慈善捐助等方面的貢獻，兩者的結合，才能使低保制度盡快地惠及每一位需要的公民，使低保制度取得更好的效果。
其二，獲得國家低保的公民也應有感恩意識，以積極的心態面對人生，通過尋找機會就業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以便退出低保，使得有限的財力投入到更需要的公民身上。但是，目前這一點似乎并不令人滿意。2003年，北京市民政局的一項調查表明，低保對象中58.3％的人處在45歲以下的就業年齡段，但是低保對象中的就業率只有6.5％。在沒有工作的低保對象中，46.6％的人沒有再就業的意愿。這種狀況不利于社會保障機制形成良性循環。
全民低保并非遙不可及，但是，實行全民低保絕不能單純地看作政府的責任，它同時也是公民的責任。只有通過政府和每一位公民的共同努力，全民低保才能早一天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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