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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險峰
“國六條”頒布已經有一段時間，各地實施細則也已經紛紛出臺，在有效地給樓市降溫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某些非市場化的手段遠遠超過調控范圍，實際上已經到了直接對企業行為進行干涉的地步。這是需要我們警惕的一個問題。
“國六條”遵循的是這樣的邏輯：從購房者角度講，房價上漲，導致普通勞動者買不起房，導致怨聲載道，同時這也違背了“人人有房住”的和諧社會目標；從土地供應的角度講，地根失控，導致土地資源緊張，失地農民缺少社會保障和城市生活技能容易引發矛盾，未來子孫財富被透支，而土地資源為開發商創造利潤并使高收入者受益，同樣容易引起社會不公，同樣影響和諧社會的建設。
雖然“人人有房住”和“人人買房住”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但因為這其中還涉及到結束福利分房之后——從政府和國有企業提供住房到購買商品房之間的這一過渡期之間，政府未能充分注意到困難群體的居住權保障問題，如果單純指責消費者錯誤理解“人人有房住”的概念是不公平的。所以政府此次調控確實及時而且必要，政府希望政策出臺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果也是無可非議的。
但調控有必要不等于可以動用任何手段。中國房地產市場除了資金成本要求比較高，限制了企業自由進入之外，基本上還算一個競爭充分的市場。但調控一來，很快就會發現所謂市場的力量在其中所占比重是極低的：上游供地可以輕易斷掉，開發環節資金貸款聽命于政府色彩濃厚的銀行……市場調節能力微乎其微。一個政策出臺，一個發育成熟的市場就面目全非了，除了等新的刺激性政策，否則依賴市場力量幾乎無能為力。
雖然這類舉措市場經濟味道不是很濃，但也可以視為調控的手段，但各地的實施細則調控之手就越伸越長了：要求開發商修改戶型設計(對企業生產的產品進行規定)，規定銷售時間，甚至一直到把終端消費也作為調控的手段——北京出臺不許在住宅樓中開辦公司。這種規定不是不可以有，但是用來作為調控房地產價格手段實際上相當于：因為政府認為房價過高，小公司因而受到懲罰。這是市場經濟的邏輯嗎？
政府利用“有形之手”調控市場，希望建設和諧社會，這當然是好事。和諧社會與GDP目標之區別就在于，前者注重公平，后者注重效率。公平與效率之爭一直是中國公共管理的難題。現在政府將公平放諸首位，說明執政思路的進步與刷新，也說明政府在做自己更應該做的事。但是，對于企業來說，效率永遠是第一位的，政府以營造社會公平為己任，不等于有理由要求企業也將公平放為企業經營的首位目標。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不知不覺中，政府和社會輿論把有關社會“公平”的問題轉化成對企業的泛道德化的粗暴評判，輿論將“公平”問題一股腦推給企業，這對企業是不公平的，對市場經濟的確立也是十分有害的。
中國這些年改革的最大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政府對企業經營的全部退出。企業自主經營以盈利為目的是天經地義的，對企業生產銷售指手畫腳肯定是不可取的，政府應該在市場經濟的前提下調動市場元素，找到合適辦法合理途徑，以市場的方式來完成調控目標。哪些是政府該做的，哪些是即便有道理但也不應該做的，這是考驗政府管理智慧、能力和水平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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