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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大財經熱點無不牽涉著外資利益的神經：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即將并軌預示著外資超國民待遇的終結。外資的“投資利益”遭遇到了拐點；商務部外資司副司長林哲瑩“限制外資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言論，以及外管局未來將從“技術層面”對外資投資房地產加強監管和限制的傳言，則隱喻了對外資“投機面孔”的反感。外資的“投機利益”遭遇到拐點；另外，正在熱議的《反壟斷法》也直指外資在產業領域里存在大量的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集中度過大等現象，尤其是外資在中國產業內惡意收購等一系列“斬首行
動”。對外資收購的審查變成前所未有的迫切。毫無疑問，外資的“產業資本利益”遭遇到重大拐點。
實際上，無論是FDI或者熱錢都呈現出彈性的收縮之勢。FDI受限于產業利潤率回報，稅收優惠減少必然會造成利潤縮水。熱錢受控于過熱領域里的“套利”，而宏觀調控則會削弱它們的興趣。不過，此前它們的收縮態勢并不顯著。不過，當外資“撞見”這三大拐點后，它們可能就會加速調整。
根據著名學者John Whalley在2006年5月出版的論文《FDI在中國經濟高增長率里的貢獻及與內資的貢獻度比較》顯示，FDI主宰了中國出口額的50%，以及中國進口額的60%。FDI對中國GDP的直接貢獻度高達20%。這個比例跟另外一位著名學者黃亞生估測得差不多，可以作為中肯之論。最近兩年，FDI對GDP的增長率(即GDP的增長部分)的貢獻度高達40%。也就是說，如果沒有FDI，中國近年來的GDP增長率可能只有3.4%。
盡管如此，但是，決定外資在國內命運變化的重要參數有了一些反抗意識。這些參數包括：外資的雇傭能力；外資的技術外溢速度；以及外資在國際政治博弈結構中的地位。
首先，從外資雇傭能力上看。FDI的雇傭能力一直非常萎靡。外資(以做產業投資的FDI為例)僅僅雇傭了中國勞工人口的3%，這同它在GDP里的控制力非常不成比例。雇傭較少的人口意味著單位產能的可怕。外資平均生產率和內資之比為9∶1，相差很懸殊。當然，我們可以推論說，外資逐漸向產業的上端游走，資本密集型工業更多了，于是勞動雇傭人口就不會有太多的增長。實際上，恰恰相反。近年來，港臺地區和韓國等的FDI呈現高增長態勢，而這些資本更多地擁抱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這反而證明了外資總體雇傭能力的持續性下降，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失業率緩慢走高的國家來說，外資和政府“議價”能力必然下降。
其次，外資的技術外溢速度也在下降。也就是說，外資在技術轉讓和專利保密上變得更加“摳門”。“汽車行業的零件國產化率”的外資抗議事件，及隨后歐盟的施壓，可以作為一個有力的佐證。這些外資勢力認為，中國是在用一種強迫的手段來“威脅”外資，而獲取技術。而他們最佳選擇是，“降低技術轉讓速度，尋找替代中國的新興市場”。另外，外資不僅降低了技術外溢速度，同時，它還增強了剝削力，即在不進行新技術引入的條件下，加大了對勞動人口的剝削。從這個意義上說，讓內外資稅收并軌，是對外資激勵機制上的必要調整，因為外資的確在提升中國經濟質量方面，做得越來越差。
更為重要的是，外資流入帶來的外儲高持有成本的壓力，也讓中國政府對外資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外資的外溢利益在減弱，外資涌入的成本在上升，這造成了國際政治經濟方程上的新算式：擺在中國面前的棘手問題是，中國在對外投資自由化的歷程中，如何讓中國本土企業能高效地使用手中的外匯，對外投資和收購目標企業，通過股權持有和其他財務占有的方式，完成對收購的國外企業技術、管理和品牌上的整合。于是，外資的流入量和流入速度變成一個次要的問題。
外資命運進入拐點期，對應的是，中國經濟的結構也進入拐點期。命運在這里重疊，命運又開始各自新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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