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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 秋風
筆者曾在6月12日的文章《過分謹慎的中央銀行》中提出：“面對房地產市場的非理性繁榮，需要承擔主要責任的，是短視而懶惰的中央銀行。”說得早說不如說得巧，這之后，中央銀行開始采取若干緊縮措施，包括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等。中央銀行終于知道要履行自己的職責了，盡管很可能為時已晚。
央行之所以怯于出臺收縮政策，或許與其傳統的角色有關。再也沒有比中國政府更重視經濟增長的了，政府尤其偏好一種趕超式的強制性增長。這當然需要中央銀行的無縫配合。因此，過去很多年，中央銀行的基本任務是“發展經濟，穩定貨幣”。每一輪經濟周期都從中央銀行增發貨幣開始。只是經濟劇烈波動的賬并不能算到中央銀行頭上，因為它沒有任何獨立性。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銀行逐漸獲得有限的獨立性，中央銀行的功能變為“保持貨幣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再后來更進一步變為“保持幣值穩定和總量平衡”，貨幣政策不再與經濟增長捆綁在一起。不過，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卻并沒有有效的制度保障。貨幣政策委員會的運行就是一個顯著的證明：貨幣政策議案實行票決制，而來自央行的委員只占少數；央行在制訂貨幣政策方案時必須報國務院批準，并應將貨幣政策委員會建議書或者會議紀要作為附件。這意味著，在貨幣政策決策過程中，發改委、財政部等宏觀經濟部門的意見的權重，很可能大于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建議。
在這種環境下，即使中央銀行不愿意，最終由它宣告出來的貨幣政策，也會表現出我所說的那種傾向，即強烈的、通常是過分的增長偏好，貨幣政策側重于配合增長而不是維持穩定。這一輪由資金價格不斷下滑、信貸大量投放所驅動的繁榮，就是因此而形成的。這樣的結果似乎皆大歡喜。現代政府出于政治考慮，都具有這種增長偏好。然而，過往經濟史已經證明，超過某個限度的繁榮，最終必然以經濟急劇減速、甚至衰退而告終。
因此，一個經濟要保持穩健，就需要有一個機構，能夠在經濟繁榮的時候也保持冷靜，并且就是在繁榮正在形成過程中即預先采取收縮措施，以阻止經濟爬得太高、摔得太狠。這個機構通常就是中央銀行。而中央銀行要承擔這個責任，就需要保持獨立性，對于議會、對于行政部門的獨立性。而且，能否在所有人都沉浸于繁榮的欣快感中堅定地采取收縮措施，是判斷中央銀行是否具有獨立性的最好指標。
一個有效而保持獨立性的中央銀行，能夠在基本面上將政治因素對經濟的控制與操縱限制在最小限度，從而讓經濟按照自己的內在邏輯增長。這其實是用市場的規則來限制政府干預和操縱經濟的權力，就仿佛司法獨立乃是讓法院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一樣。近代以來國家演變的基本方向就是減少政府權力的任意性，使更多領域只服從規則，而不服從某個人或某群人的意志。因此，市場化改革本身就要求，中央銀行必須是獨立的，只按照經濟的內在邏輯來調節經濟活動。中央銀行不獨立，意味著政府在經濟領域的權力沒有受到規則的約束。
在中國，央行獨立性還具有另一層特殊價值，即維持全國經濟的穩定。如本輪繁榮所顯示的，地方政府對于本地經濟的控制和操縱能力相當強，而出于政績最大化考慮，主政官員總是傾向于人為制造非理性繁榮。這種非理性繁榮，可以給地方官員帶來巨大利益，但卻擾亂全國經濟的穩定，其所帶來的風險會拖累全國經濟。因而，中央政府有責任抑制地方的這種非理性繁榮。
中央政府所能使用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獨立的貨幣政策。2004年以來的宏觀調控已經表明，行政性調控無法達成宏觀調控的目標。因為，行政調控措施依賴地方政府執行，而地方政府本來就是非理性繁榮的制造者。因而，行政性調控機制內在是自相矛盾的。只有來自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可以繞開地方政府，而直接作用于各個市場主體。獨立的貨幣政策是抗衡地方基于政績最大化的增長沖動的唯一辦法。經歷過本輪宏觀調控失靈之后，決策者該認識到這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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