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真的進入產能過剩時代了嗎

　　主講人 沈明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只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時間就告別了短缺經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告別短缺經濟的喜悅很快被過剩經濟的陰影所籠罩。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到現在，經濟過熱、硬著落、過度投資或產能過剩等詞匯不斷出現在政府文件中和各種會議代表的發言中，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不確定因素。

　　商務部的一項調查認為，在所調查的300種生產資料(投入品)中，高達23%的產品在今年上半年有產能過剩之虞，在所調查的600種主要消費品中，71.7%的商品產出大于需求。在今年3月12日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的通知中，更明確指出，鋼鐵、電解鋁、電石、鐵合金、焦炭、汽車等行業產能已經出現明顯過剩；水泥、煤炭、電力、紡織等行業也潛在著產能過剩問題。產能過剩的另外一些證據是，一些產品如鋼鐵的出口出現了下行的趨勢，而一些進口原材料的價格快速上漲。為此，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的相關部門在今年初發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力圖化解日益惡化的產能過剩問題。

　　在這里，我們無意于評論現有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相關政策的得失，這些政策究竟屬于

　　一般而言，產能過剩是指產出大于需求的行業、部門或產品。以鋼鐵為例，有分析表明，2005年中國鋼鐵的產能是4.7億噸，實際產出3.7億噸，由此我們得出該行業的產能過剩為1億噸。再加上在建產能7000萬噸，擬建產能8000萬噸，產能過剩問題不可不謂嚴重。然而，這樣的分析忽略了需求本身可能的變化，特別是需求的價格彈性，即價格下降需求可能上升。如果把這樣的靜態分析當作政策調控的依據，往往會失之毫里，謬之千里。

　　對煤炭業的調控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97年和1998年前后的上一輪產能過剩調控把煤炭的產量從1996年的近14億噸降到了2000年的不到10億噸，結果導致了2003~2005年間一些地區出現的煤荒和煤炭價格急劇上漲。之后出現的大量投資把煤炭產量推到了2005年21.9億噸的歷史新高。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有關1996年或前后存在煤炭產能過剩的判斷很難讓人信服，顯然當初靜態分析的結論低估了市場需求的潛力。從根本上說，只有市場而不是有關部門才能準確判定是不是存在產能過剩。

　　當然，上述分析并不否認中國事實上在一些部門存在產能過剩。造成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是現有以國有企業為中心的投融資體制。我們的粗略分析發現，在國務院文件列出的十個產能過剩的行業中，有八個行業由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即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的總資產占全行業總資產的50%以上，只有紡織業和水泥業屬于非國有企業主導的行業。這表明，國有企業高漲的投資沖動、可能的預算軟約束和政府項目審批方面可能存在的便利等是目前中國產能過剩的看得見的主推手。

　　如果這樣的判斷成立，中國的產能過剩的總量隨著中小型國有企業的大面積改制而有所緩解，存在過剩產能的部門或產品的數量也不斷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04年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總資產和銷售收入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重分別為52%和38%，考慮到規模以下(即500萬銷售收入以下)的大量中小企業，這兩個比重將更低。換句話說，在目前情況下，中國的產能過剩是局部的或由少數部門主導的。

　　另外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現有有關產能過剩的判斷混淆了兩種本質上不同的產能過剩，即前面討論過的以國有企業為主的體制性產能過剩，和由于處于不同市場發展階段而存在的競爭性產能過剩。這兩種產能過剩的原因不同，解決的方式也應大不相同。

　　中國尚處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改革和開放使得大量的企業進入不同的行業，由此形成的競爭是效率改進的主要來源。同時，隨著競爭的加劇，一些行業出現了供大與求的現象，一般也籠統稱之為產能過剩。所不同的是，這樣的產能過剩是市場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可以提高市場效率和降低產品價格。當產能過剩達到一定的水平，可能引發包括并購在內的產業重組。在重組過程中，一些不具競爭力的企業或被淘汰或被兼并，而一些具有競爭力的領頭企業會脫穎而出，重組本身是產品升級和生產力提高的過程。也就是說，競爭性產能過剩是可以自我“治療”的。

　　彩電業、冰箱業、空調業和啤酒業等都已經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部分完成了市場整合的過程，整合的過程也消化了過去存在的產能過剩。從這個意義上說，前面提到的水泥業和紡織業存在的產能過剩也可能正在或將會引發較大規模的產業整合。

　　隨著銀行改革的深入和國內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的完成，通過銀行和股市為過剩產能融資的可能性在下降，這也有助于硬化企業約束，為產能過剩降溫。長期以來，政府主導下的產能調整的成本不菲。就十年代后期之前，產能過剩的調整通常由銀行來買單，由此造成了數以萬億計的銀行不良貸款。周小川行長也承認，銀行的不良貸款中有大約70%或多或少與產能過剩有關(由于計劃與行政干預而造成的約占30%，政策上要求國有銀行支持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違約的約占30%，國家安排的關、停、并、轉等結構性調整約占10%)。銀行改革以后，政府利用銀行為產能過剩融資的可能性大幅下降，通過國內外股市融資成了重要渠道。僅以海外融資為例，在新近的中行于香港上市之前，大約有310家國內企業在境外上市，這些上市公司的市值約為過內股市市值的兩倍多，其中80%以上的上市公司是處于壟斷行業的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

　　(主講人系花旗集團亞太經濟與市場分析部副總裁，本文觀點不代表所在機構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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