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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
昨天網絡上廣泛傳播一件新聞:6月13日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在6月23日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議程中不安排審議《反壟斷法(草案)》。到了晚上，新華網則報道說，根據6月1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七次委員長會議的建議，6月24日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將如期對國務院提請審議的《反壟斷法(草案)》
進行初次審議。
這樣的故事讓人聯想到《物權法》的立法波折。全國人大去年年中公布《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征求意見。北京大學教授鞏獻田卻斜刺里殺了出來，從政治上對草案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隨后，《物權法(草案)》的立法進程出現危機。不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在兩會期間表示，《物權法草案》正在審議過程中，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將繼續認真做好對《物權法草案》的研究修改工作。
從民主建設的角度看，這樣的立法波折至少表明，立法程序在兩方面取得了進步:第一，公眾更加積極地參與立法，各個相關利益團體也愿意公開地在公共空間表達自己的意愿和訴求；第二，立法機構在立法過程中更加重視民意，重視對不同訴求的平衡，更積極地將法律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上。
不過，《物權法》、《破產法》、《反壟斷法》的立法過程出現波折，或者草案一經公布，便引起社會的嚴重爭議，卻將一個嚴重問題呈現出來，那就是立法程序有待進一步完善。以《反壟斷法草案》為例，對于反壟斷來說至關重要的兩點，該草案均沒有給予令人滿意的規范:反壟斷委員會的性質始終模糊不清，對于反壟斷是否包括反行政壟斷，草案的起草者左右為難，最初關于行政壟斷的規定有整整一章，但因為爭議過大，最后提交國務院討論通過的版本里刪除了那一章，但又增加了一條原則性論述，并增加了“法律責任”，仍然是含糊其詞。可以設想，這樣的草案，必然引起廣泛爭議。
法律草案出現這種含糊，與法案的起草程序有相當大關系。這類法案不管是由全國人大相關專門委員會起草，還是由行政機構起草，都會考慮專家意見，也會征求相關利益群體意見，尤其是行政部門、國有壟斷企業的意見。但很顯然，與現實的利益分布格局相比，目前法律起草者征求意見的對象范圍過于狹小，未能覆蓋法律涉及的主要權益相關者。尤其是普通公眾、民營企業等群體的意見，通常不能完整地進入法律起草者的視野。這樣，立法草案主要反映的是行政機構和那些容易接近政府的企業的意見，自然很容易在公布后引起爭議、遭到批評。
但是，因為這種爭議、辯論而擱置某項立法，似乎又過于輕率。試圖通過廣泛地向社會征求意見，來完善立法，也是不現實的。對于立法所涉及的問題，社會各方面確實有權進行辯論。這種在公共空間的大辯論是必要的，公眾發表意見的自由也應得到尊重。但是，立法辯論不是大鳴大放，立法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是理性的事務。而只有程序能夠確保理性。各個相關利益群體對自己利益訴求的表達，立法者對于各種意見的聽取和考量，不應當是隨意的，而應當按照某些程序進行。這就像在實行陪審制度的國家，陪審員只能接受那些通過法定程序獲得、法庭認可的證據和意見，而不應相信隨便一個什么證據和意見。而我們目前的立法程序中，依然缺乏比較正式的、保存記錄的意見表達方式。
要推進《物權法》、《反壟斷法》、《破產法》這類引起廣泛爭議的法律的立法進程，恐怕需要對立法程序進行某種改進。具體而言，公眾及權益相關者的訴求表達，及立法機構對這些法律草案的審議，應當在立法機構中，以某種法定程序公開進行，且各方的意見均應被記錄在案。
也就是說，應當把大范圍的、充滿了激情的大辯論，內化為立法機構內部更為理性的辯論。只有這樣，代表不同群體利益的人士才能夠公開地、負責任地發表意見，他們才會克制自己的激情和利益訴求，而盡可能以理性的方式、更多地站在公共立場上發言。也只有這樣的，立法者才能公平地權衡各種意見，并作出理性的選擇。這也讓人大真正地成為民意代表機構。
考慮到以前的嘗試，就《反壟斷法》的反壟斷委員會、反行政壟斷等重要問題召開立法聽證會，可能是比較可取的選擇。代表不同利益的群體的代表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意見，這是民主立法的基本特征，也是立法公平合理的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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