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論

　　巴拉迪的智慧與困境

　　出處：www.daqi.com之“精英博客”

　　作者：華黎明

　　5月25日，巴拉迪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發表演說，深刻剖析了核不擴散體制面臨的困境。他說，“我們當今的世界是不對稱的。占世界人口20%的人享用著世界上80%的資源。世界上每5個人中有2個人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巴拉迪認為，在過去交通和資訊不發達的時代，人們還能忍受這種不平衡。但是，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不平衡就難以為繼了。電視和互聯網將這種不平明明白白地展示在人們的眼前，這為種族沖突和恐怖主義集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國或一個地區的不安全逐漸變成所有人的不安全。巴拉迪從這個視角切入了核擴散問題。他說，核武必然衍生核武，只要還有一些國家堅持須擁有核武器才能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那么其他的國家也會跟著要得到核武器。核不擴散體系已搖搖欲墜。“我們必須開始棄離基于核武器的安全體系”，只有出現不依賴核武器作為安全保障的新安全觀，由擁有核武器的列強帶頭放棄核武，才能在全世界推動核裁軍，才能真正消除核擴散威脅，否則，任何防核武擴散的行動都不能阻止越來越多國家設法擁有核武器。

　　制造9·11事件的19名恐怖主義分子手無寸鐵，發生在中東和歐洲的無數次汽車、路邊和人體炸彈使用的也都是最原始的方法，與核擴散毫無關系。在這里，我們不妨重溫羅斯福總統62年前講過的那句話：“現在，我們懂得了，我們的幸福有賴于離我們遙遠的國家過得是否幸福。”

　　民族幻覺與中國人的自畫像

　　出處：www.yecao.com之“學術爭鳴”

　　作者：張興成

　　按照杜維明的說法，“文化中國”的提出是相對“政治中國”和“經濟中國”而言的，其目的“在以權力和金錢為議論主題的話語之外，開創一個落實日常生活而又展現藝術美感、道德關切、宗教情操的公眾領域”。“文化中國”包括三個圈層的“意義世界”：第一圈層是所有華人所組織的社會，主要是指大陸、臺灣、港澳、新加坡等；第二圈層包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第三圈層包括所有與中國文化結下不解之緣的世界各階層人士。可以說，表面上“文化中國”似乎以其歷史的縱深性、內容的廣泛性與價值的多元性消弭了意識形態差異，建立了一個關于中國最大的想象與認同的“理念”。在內容上，它成為可以客觀定義“中國人”的價值觀、行為模式和傳統的形態與依據；作為一種策略和手段，“文化中國”又能夠讓那些背井離鄉的中國人無須居住在被稱為“中國”的地理和政治領土上，也可以談論、塑造乃至界定中國和“中國性”(Chineseness)。更為重要的是，在世界舞臺上，“文化中國”使日益受到冷淡的“儒家”重拾虛榮的資本：“儒教中國”針對西方現代性危機與困境，順應了多元文化主義的潮流，提供了非西方文化的療救良方，滿足了西方人的“文化利用”，也為進入西方學術中心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找到了恰當的發言機會和話語策略。“文化中國”識時務地尋找儒家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相通性，并以儒家“發展”資本主義、儒家“療救”資本主義這些頗具魅力的口號在全球重新“發明”了儒家精神。在此，儒家及其代表的中國文化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文化出了哪些問題與毛病，西方文化需要什么樣的療救辦法，我們儒家就“生產”什么樣的藥丸。所以有人說，海外新儒家知識分子很像“救生艇哲學家”。

　　二十世紀的盛宣懷研究

　　出處：1872.cmhk.com之“學術研究”

　　作者：易惠莉

　　大陸1990年代的盛宣懷研究雖然寂寞， 但是關于盛宣懷的評價問題已經也在間接地發生微妙的變化。隨著大陸經濟改革開放程度的加深，對于借外債發展本國經濟的利益有了客觀地認同的1990年代，大陸近代史研究領域出現了重新審視二十世紀初發生在中國南方沿海、沿江城市中，激烈地反對借用外債建設鐵路以及中外合資開發內地礦產資源運動的合理性的研究動向。這樣的研究以上海的蕭功秦先生為代表，見其對“保路運動”提出的質疑：

　　“保路派的力量還在于，經濟排外主義所高揚的道義理念，被商辦公司的地方主義與分利集團勢力所利用，后者以‘愛國’的堂皇口號來抵制政府通過中央集權的方式來建造鐵路的國策，這些地方勢力以‘反對外國資本侵奪中國主權’為理由來抵制鐵路國有，冠冕堂皇地以此來維護地方分利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就在愛國的旗號下取得了‘話語霸權’，把民眾中的樸素的愛國情緒激發起來，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混雜著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計與愛國主義的民眾激情的保路運動。”

　　雖然作者沒有直接地涉入關于盛宣懷的評價，但對于大陸關于盛宣懷在政治方面，尤其是關于盛宣懷在辛亥革命運動中的立場問題的評價，具有極大的沖擊。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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