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茨專事慈善：企業家公益心成長需要制度基礎

　　社論

　　6月15日，《福布斯》排名世界首富、微軟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比爾·蓋茨宣布，他將從2008年起，不再打理公司日常運營事務，轉而全力投入蓋茨夫婦基金會，從事慈善事業。實際上，近幾年來，蓋茨已經把大約20%的時間投入到了基金會工作中。

　　可以預料，看到這一新聞，國人的第一個反應是:中國的企業家什么時候能像蓋茨這樣慷慨，承擔起社會責任？然后，人們很可能馬上就會開始對中國企業家無心慈善事業進行憤怒地譴責。關于企業家為富不仁、貪婪無恥等等評論在報刊和網絡上隨處可見。

　　然而，恰恰是這些刻薄的批評與猜疑，成為妨礙過去二十多年涌現出來的企業家群體和富裕階層從事慈善事業的一大社會障礙。企業家群體、富裕階層與普通民眾之間沒有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相反，在某些方面，前者對后者強橫，換了一個場所，后者則對前者充滿猜疑。在這種社會氣氛中，怎能指望企業家群體和富裕階層心情愉快地拿自己的錢從事慈善事業？

　　當然，形成這種局面，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由于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權力始終沒有受到有效限制，企業從事正常經營活動也得尋求政府官員明里暗里的支持。這導致企業與權力之間關系過于密切。這本身就腐蝕了企業家的心靈，令其行為乖張，缺乏克制；而他們獲得的財產也缺乏充分的正當性。沒有人會懷疑蓋茨的資產來路不明，這讓他可以坦坦蕩蕩。而在中國，有幾個富人敢于公開地談論自己的資產數額？由于財產權始終沒有穩固保障，他們又只好通過非正常手段，通過灰色手段獲取安全感。

　　凡此種種，導致新興企業家群體盡管積累了一定財富，卻并沒有養成必要的公民倫理和公益精神，而給民眾留下了貪婪自私的形象。改變這種形象，當然首先是企業家、富人自己的事。也就是說，企業家群體、新富階層需要有一場身份與道德的自覺，即重新認識自己在社會架構中的角色，承擔起作為公民的責任，從熱衷于向權力購買保障，轉向服務社會與公眾，以消除社會對于富人為富不仁的理解，重建社會形象。

　　當然，服務社會并不等于從事慈善事業。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蓋茨認為:“我為社會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讓這個企業成功。”這種看法沒有錯。尤其是在中國，最稀缺的資源就是企業家所創造的就業崗位。企業家、富裕階層拿出個人的財富投資創辦企業，創造就業崗位，并按照公平原則對待員工，本身就是在服務社會。在此之外從事慈善公益事業，從理論上說，并不比企業家通過創造就業崗位服務社會更高尚。在這方面，社會無須給企業家施加太大壓力。

　　而在這兩方面，都需要政府創造更寬容的制度環境。政府需要放松對資源的控制和對壟斷的保護，鼓勵企業家創業，讓私人企業吸納更多勞動力就業。而目前的很多政策妨礙企業家以這種方式服務社會。

　　另一方面，對企業家、富裕階層從事慈善公益事業，同樣需要放松管制。人們都羨慕美國企業家、富人設立大量基金會，從事慈善公益事業。而在中國，企業家要設立慈善公益基金會，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情。企業家、富人基本上只能向現有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公益機構捐款，而不能自由創辦私立的公益慈善基金會。

　　這種限制性政策不僅抑制了私人財富轉化為社會資產，更妨礙了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向慈善公益領域的自然延伸，而這可能是中國慈善公益事業的最大損失。蓋茨貢獻給慈善公益事業的不僅是他的錢財，還有他的創新精神和管理技藝。沒有這些，慈善公益事業的效率也會大打折扣。而私立公益慈善事業之遲滯，也是社會自治發育遲緩的一個重要表現。

　　政府之所以對私人設立慈善公益機構限制多多，一個重要原因是擔心私人會利用這類機構避稅、甚至洗錢。這種擔心未必沒有道理，但其風險卻被過分夸大了。某些潛在的風險不應當是拒絕某種制度的可信理由。

　　中國的企業家、富裕階層正在成長中，大多數企業家的資產是干凈的，他們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多少有服務社會的公益心。重要的是，現實的社會與制度環境是否鼓勵他們在這方面進行嘗試？民眾和輿論能否更理性地看待富裕群體，減少對財富的猜忌和仇恨？政府能否減少對資源的控制，讓財富更多地來自自由競爭？能否更有效地保障私人財產權，讓富裕群體可以放心地運用自己的財富做自己所選擇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政府能否放松對社會的控制，讓企業、讓富人可以自由地設立非官方的公益慈善機構？只有在相對寬松自由的制度環境中，才能指望出現中國的蓋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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