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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漲、油價漲、有色金屬漲……針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錯位，中央政府及各部委相繼出臺一系列調控措施，而央行作為重要的宏觀調控者，可以說動作是最快的，也是最多的。
隨著建行、交行、中行成功股改上市，我國的銀行金融體系已經發生了實質性變化。相對過去，股改后的銀行不僅要面對央行、銀監會及相關部門的指導和監督，而且更強的
約束是銀行經營層必須向股東交一份滿意的成績單，即銀行經營層面臨雙重約束：政策約束和效益約束。當兩者目標一致時，經營層的經營環境相對寬松，且激勵較強；然而現實卻是兩者往往矛盾，這就可能造成在效益目標的驅使下，銀行行為與經濟周期波動出現疊加，進而弱化了政策目標，甚至是反其道行之，結果加重了銀行系的內在脆弱性，此次央行對于房地產投資過快的調控難就充分說明此點。此種情況下，政府作為宏觀調控者不得不又一次面臨是否采取強有力行政措施的抉擇，潛在的代價則是經濟有可能硬著陸。可以看出如何發揮手中現有的政策工具，逆經濟周期調控，維持金融穩定是當前央行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即央行的定位問題。
就目前央行掌握的調控工具而言，較多的是體現在總量方面，結構性調控工具仍顯偏弱。雖然此次懲罰性定向票據的發行顯示出央行政策工具正在日漸多元、豐富，且快捷(不需國務院批準)，但同時政策成本也不可忽視。實際上，在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央行作為金融穩定維護者和最后貸款人已經通過注資、再貸款、票據發行等手段承擔了數額巨大的金融系統性不良資產，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金融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在嚴格的“一行三會”分業監管之下使得不良資產狀況得到顯著的改善，但不可否認的是大量的不良資產被各類金融機構轉移到央行，這樣就造成：一方面央行承擔了大量改革成本(據相關統計，1995年至今央行再貸款累計1.4萬億元)，一方面央行政策又受到不同環節、不同渠道的對沖，無形中削弱了央行政策獨立性、主動性和時效性，甚至會出現央行貨幣政策職能和金融穩定職能之間的背離，即一方面金融系統局部由于流動性缺乏需要央行救助，一方面卻是流動性充盈需要央行采取緊縮措施，由此央行陷入流動性的兩難困境，最終造成央行政策空間實際上的縮小，工具組合可行性難度加大。
所以說時至今日，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就是央行的定位問題，而且在《中國人民銀行法》對央行已有明確定位，“保證國家貨幣政策的正確制定和執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維護金融穩定”。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要通過進一步完善體制，理順機制，來加強或重塑央行的獨立性，決策層要加大力度，從體制建設和決策制定的諸多環節，確保央行的獨立性，并不斷加強，減輕央行本不應有的貨幣對沖壓力，盡量規避央行與地方各級政府、各部委不必要的博弈摩擦和院外集團的游說影響；而央行自身在制定政策和組合工具時，考慮的因素也應更加豐富，在正確權衡商業銀行雙重約束的前提下，通過懲罰性手段的恐嚇效果和道義勸告，積極疏通政策傳導機制，盡量做到有理、有利、有力，同時加強與相關部門的合作，尤其是信息共享方面，共同來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引導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樹立社會責任觀，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自律功能，建立和完善相應的市場退出和保護機制，從而使金融穩定成為一種常態，一句話就是明確定位、理順機制和制衡并重。
(張濤/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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