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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副市長陳家寶“看個感冒就花了4000多”(6月15日《現代快報》)，這使他對早已讓底層民眾苦不堪言的“看病貴”問題，有了一點切膚之痛。他因此而痛斥商業賄賂的可恨。我想，如果他進而能夠在這種強烈感情的驅使下，重拳砸向商業賄賂，努力解決“看病貴”的問題，那么這“4000多”就真的算是實現了邊際效應最大化了。
看病難，看病貴，這個問題對副市長來說，應該是早有耳聞。但如果不是他恰好患
了一次感冒，又恰好被這家不知深淺的醫院給“宰”了一刀，他恐怕還未必會有如此深刻的體會，可見要知道梨子的滋味，還是要親口嘗一嘗。文件上的數字，總是枯燥乏味的，哪有這么生動鮮活��？看來，官員還是應該通過到底層社會去生活、去體驗的方式，和底層民眾建立起溝通的渠道，并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對民間疾苦的感性認識，培養起對底層民眾的感情。
在我看來，能夠制約官員行為的因素，無非是兩條：第一條是制度，第二條就是感情。制度解決的是讓官員不敢、不能無視民間疾苦的問題；而感情解決的則是讓他們不忍見到民生多艱，愿意替他們多作考慮的問題。制度當然是更根本，更具有決定性的因素，但在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就更應該強調感情這個因素了——真摯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制度不健全所帶來的問題。
執政黨原本是有密切聯系群眾傳統的，其實按照新制度學派的觀點，傳統也是一種制度。遺憾的是這些年來人們在強調制度建設的時候，卻對“制度”進行了狹隘化的理解，把這一傳統逐漸給淡忘了。時至今日，領導和群眾的所謂“同吃，同住，同勞動”，已經成了一個遙遠而模糊的回憶，底層民眾的生活已經幻化為車窗外一道一閃即逝的風景，既然感受不到他們的痛苦，那官員們在制定諸如下崗、拆遷、漲價等加重他們生活困難的政策時，也就少了很多心理負擔。
官員要感同身受地了解底層民眾的疾苦，培養起和底層民眾的感情，除了多接觸，并無捷徑。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光靠他們“偶然感冒”肯定是不行的，還是要有一些制度化的措施。比如最近安監總局轉發了《山西省煤炭企業領導干部深入井下的管理規定》，要求相關官員每月必須到井下去若干次，我覺得這就比較好；另有報道說，今后要將民意調查的結果作為干部任免的重要參考因素，這也是一個令人鼓舞的進步。期待以后能有更多這樣積極的變化。
□郭松民 (北京 自由職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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