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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劍
日前，中國社科院的學者曹建海發表意見，認為中國有全世界最低的工程造價，卻讓民眾承受了世界上最昂貴的房價。他主張徹底拋棄開發商，通過修改法律鼓勵公眾自行建房。在某網絡的專題調查中，居然有90%的觀點傾向于取締開發商。
我認為，這不過是社會公眾在房地產博弈中無權利下的遷怒和情緒化表達而已，由于槍法不準，不僅打不中目標，還轉移了矛盾。
當我們關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時候，一般人關注的都是大中城市，縣鄉兩級的中小城鎮一般不入人們的“法眼”。眾所周知，時至今日，目前在很多小城市，大多數家庭仍然選擇自己購地、自己建房，成熟地產商建設的成套商品房并不是主流。但是，居民自建房屋的成本并不低。以我故鄉為例，地處閩西的故鄉小縣多年來還是個貧困縣，但縣政府所在的鎮，用于蓋自住房的地價已經處在每平方米三四千元的高位，買一塊80平方米的地，地價就至少在24萬元，加上每平方米400元左右的毛坯房造價，如果只蓋一層，每平方米造價高達2800元以上，快趕上中等城市和大城市郊區的房價了。所以當地人不管適用不適用，普遍都蓋四五層，否則“不劃算”，這樣又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背負更多的債務。
而在大中城市，人口密度不允許人人自建房屋，如果人們聯合自建，則聯合的成本會變得無限高昂，也許要遠高于現有的買房成本，甚至讓你永遠住不上自己的房子。因此，取締房地產商并不現實。即使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人們當也知道其中的輕重。把房地產商當作替罪羊，只會使我們自己更加窮途末路。
真正的問題是土地壟斷。壟斷土地一級市場的結果，是所有的土地必須經過“征用”后才能進入房地產市場，導致中國的城市建設和房地產開發呈現出運動式規模化的特征。而更具活力的各經濟主體自我發展、自我改造、自我升級的市場自主調節功能卻逐漸式微乃至消亡。在高樓大廈一片片拔地而起的同時，是大量的城中村和城市老街區迅速衰敗，呈現出“一邊是歐洲，一邊是非洲”的強烈對比。與此相適應，是城市歷史文化街區的迅速消亡。歷史文化街區由于失去自我更新的制度支持，而迅速成為“危房”，這又進一步使其成為加速整體化改造和房地產開發的借口和目標。
但由于在房地產“市場”中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結果是主要矛盾被一再回避，而新問題層出不窮，比如針對有關部門限制公民房產交易、提高交易稅等形式，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先生就指出：在我們討論宏觀調控措施的時候，應該以尊重個人財產權和公民的交易權為前提，這些權利是市場經濟的基石，政府政策應側重“開源”而不是“限源”。必須停止那些導致扭曲的行政管制，為老百姓開放更多的經濟權。政府要做的不是去阻礙房產交易，反而是簡化房產交易手續、降低交易費用，以提高二手房市場的流動性。在目前征稅權不受約束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有義務把加稅權從行政部門收回到立法機構，讓政府可以加稅但要加得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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