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爭建銀行的委屈與隱患

　　政府與銀行過于緊密的關系必然導致巨額呆壞賬，進而可能引致社會風險；但區域經濟不平衡又需要金融配置的“逆向措施”來彌補，這似乎意味著，一些地方政府建立地方銀行的要求也有其合理性。這是一個兩難

　　文/本刊記者 歐國峰

　　在一個具有悠久的中央集權歷史的國度，地方政府的類似“僭越”的行為天然地擺脫不掉道義上的虛弱性，譬如開銀行。在絕大多數國人看來，開辦銀行當然是中央的特權，怎么如今地方政府也敢染指？所以地方銀行還沒成立幾家，各路媒體的批評、“憂慮”或至少是“提醒”就嚷成了一片。

　　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地方政府熱衷建立區域性銀行，必有其基于現實體制的強大理由和強烈動機。所以譏評之側，奔競依然。

　　在華北，今年“兩會”前夕，1996年以來的第一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渤海銀行在天津正式開業。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在西南，重慶提出設立“三峽庫區產業銀行”，以緩解三峽庫區的融資困難等問題；在華中，“徽商銀行”已成事實，而江西則拿出由當地三個城市商業銀行和七家城市信用社重組為“江西發展銀行”的方案，還考慮進一步組建農村合作銀行，以及成立地方性金融控股公司；在華南，海南省在“海南發展銀行”夭折后，又提出要組建一家新的地方商業銀行。

　　還有的區域性商業銀行醞釀了多年，最近則明顯升溫。關于設立“東北地方銀行”的構想再度被提起，有的還提出更名為“東北振興銀行”，以順應中央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在陜西，“西部開發銀行”之說已存在多年，“

　　從全國范圍看，目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省區提出或正在籌建地方銀行。

　　通過“公關”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當地的分支機，“控制”自身轄下的城市商業銀行(地方政府對城市商業銀行曾長期保持控股權和人事任命權)，為轄區內的項目低成本融資，這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長期“理性”選擇，也是各地金融機構的大量壞賬的深層肇因。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加強內控制度、各地城市商業銀行均已不堪重負的背景下，尋求建立更容易控制的、更具放貸實力(與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相關)的地方銀行，自然成為地方政府新的選擇、新的追求目標。

　　在“政府主導”與“投資拉動”混合而成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經遭到徹底否定的背景之下，地方政府卻顯示了如此強烈的掌控金融資源的欲望，這自然會引起輿論的廣泛質疑和擔憂。

　　卻很少有人設身處地地替那些地方政府想一想，他們有什么難處和委屈，又有什么抱怨和期盼。倒是央行的一份調查報告在一定程度上為一部分地方政府說了幾句“公道話”。

　　中西部的委屈

　　已經有媒體注意到，經濟相對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政府對建立地方銀行顯示了更高的熱情。

　　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一個原因兼表現是金融資源的不平衡，而金融資源不平衡的突出表現，就是東部地區(典型如蘇浙)存在資金“過剩”如何運用之難，而西部地區卻存在從政府基建到企業運營的普遍資金匱乏之困。關于西部地區資金匱乏量的相對準確數據，央行2005年底發布了“中國西部開發金融制度改革調查”的結論，認為在未來10年里，西部的資金需求總額高達20.9萬億元；其中用于產業再生、農業振興、農村小額信貸、產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資金分別為10.02萬億元、1.09萬億元、0.17萬億元和2.01萬億元。

　　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資金不足，既是當地本身底子薄、積累慢等原緣故；而在金融領域市場化程度提高過程中，出現的本地資金“外流”進一步惡化了這種局勢。業內人士分析，這些地區資金外流的渠道主要包括：其一，商業銀行地方分支機構把閑置的吸存資金上存到總行，由總行按內部資金交易價格，部分調配至東部地區有資金缺口的優質大客戶手中，或者由總行統一上繳至人民銀行，收取穩定的、無風險的超額存款準備金利息回報；其二，廣泛分布于縣及鄉鎮的郵政儲蓄網點，吸收了農村和小城鎮大部分的儲蓄存款，但由于郵政儲蓄此前長期不能開展信貸業務，這部分存款往往流入了大城市，特別是東部城市；其三是通過異地銀行承兌匯票的貼現業務。

　　在這種惡劣的形勢下，中西部地區的政府部門幾乎必然要產生“建立自己的銀行”的強烈沖動。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地方政府這種思維，也得到了改革初期、先發展地區經驗的鼓勵。

　　以上海和廣東為例。這兩個中國當前最發達、也是最先發達起來的地區，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有國家政策傾斜，還得到了本地金融機構的大力扶持。

　　月余前，標準普爾公布了對中國內地50大商業銀行的研究成果，1995年成立的上海銀行以資產規模排名14。標普公布的資料顯示，上海銀行的貸款非常集中，至去年6月底對最大10家客戶的貸款占銀行資本凈額的69.8%；從行業結構來看，主要分布在上海當地房地產行業。

　　不良資產纏身、正在重組的廣發銀行是另一個例子。為掌握其歷年的信貸投向，本刊記者查閱了大量資料，得到兩則相關信息：一是該行行長張光華在2003年6月11日的《南方日報》撰文稱，根據該行的區域梯度發展戰略，將進一步增大對廣東經濟發展的信貸支持，從當年起三年內投入資金800億元，重點用于支持廣東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另有說法稱，自1988年算起的10年間，在廣發行累計發放的2000億元貸款中，有90%用于支持廣東經濟，支持項目涉及能源、交通、通訊等諸多領域。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必然要昭示、引領后來者。以天津為例，渤海銀行的成立只是天津以金融帶動地方發展戰略的一步棋；自戴相龍到任天津市長后，天津的金融業發展不斷取得突破：將與中國人壽保險建立戰略合作關系，推動設立渤海產業基金，積極引入境內外金融機構落戶天津……

　　一場持久戰

　　政府與銀行過于緊密的關系必然導致巨額呆壞賬，進而可能引致社會風險，這已是全國上下的共識；但區域經濟不平衡又需要金融配置的“逆向措施”來彌補，這似乎意味著，一些地方政府建立地方銀行的要求也有其內在的合理性。這是一個兩難。怎么辦？

　　區別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是目前的一個主流共識。譬如，央行“西部開發金融制度改革調查課題組”在摸清所需資金缺口之后，設想了建立新的金融機構——西部開發銀行、通過合并國開行位于西部地區的分支行成立西部開發銀行、作為國開行的附屬機構設立西部開發基金、設立獨立的西部開發基金等多種方案，一致認為最后一種方案最佳，原因是能確保作為“西部”、“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定位。

　　但是，政策性金融不僅總量有限、投放目標也很有限，主要扶持的是具有較高公益性和外部經濟性的項目，如地區性基礎設施建設、環保事業、貧困地區開發事業等。這樣，地方政府要發展當地經濟、尤其是要支持受到政府扶持的項目和企業，就仍需要“另辟財源”。地方商業銀行，再次成為地方政府怎么也忘懷不了的“財神”。

　　對于地方政府的這種“沖動”，監管部門是心知肚明，最新的對策是：設法阻斷地方政府與地方商業銀行之間的直接聯系(如股權)，從而希望消除前者的影響。但問題在于，看對“病”并不意味著就能吃對“藥”——從現狀來看，監管部門的努力成效很難預料。

　　中國銀監會2月下旬所頒《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規定，設立股份制商業銀行法人機構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地方政府不得向股份制商業銀行投資入股，不得干預銀行的日常經營。”這意味著，地方政府不僅不能直接參股新設銀行，而且不能在合并城市商業銀行后設立的銀行中持股。但值得玩味的是，銀監會并未平息爭建地方銀行的浪潮！究其原因，和銀監會此項政策的另一個要求相關。出于對民資參股地方商業銀行帶來惡性關聯交易的擔憂，監管層提出“堅持所有權經營權分離”、只有精通銀行經營管理的專業人士才能擔任銀行高級管理人員、而不是民資所有者“當然”入局。事實上，這種關于人事權的規定，實踐中很容易給地方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干預銀行人事權、進而繼續控制銀行留下空間。

　　放寬視野，從外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來看，地方政府與地方銀行的關系始終難脫“曖昧”。據了解，日本每個縣平均有2.5家地方性商業銀行,其中超過3家地方銀行的縣有18個。由于歷史原因，地方性銀行與地方政府關系緊密，后果也是不良貸款數量多、比例高、增長快，經營業績差，40%處于虧損狀態。這已成為日本政府的一大難題。

　　這些，都意味著在發展經濟以消除區域不平衡和防止地方政府不當染指銀行之間的努力是一場持久戰，也可能根本無解。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