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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雄偉／文
日前，國務院全文發布《國務院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正式宣布天津濱海新區成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繼深圳經濟特區、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帶動區域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極。
長三角有浦東開發區、珠三角有深圳特區，現在北方地區終于有了濱海新區，這標志著從國家層面推動京津冀地區的開放開發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這是京津冀地區開放開發的新起點。筆者在高興之余也有一點期盼：希望天津濱海新區在成為帶動區域發展的新經濟增長極的同時，能夠解決環京津地區貧困帶問題。
去年8月份，亞洲開發銀行公布的《河北省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首次提出：“環京津地區目前存在大規模的貧困帶�！闭{查顯示，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272.6萬貧困人口。天津濱海新區在成為帶動區域發展的新經濟增長極的同時，肯定能夠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但是能否解決環京津地區貧困帶問題？筆者不敢樂觀。
因為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在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既存在著“擴散效應”，也存在著“吸附效應”。假如“吸附效應”大于“擴散效應”，就會造成“大樹底下不長草”的現象，而這正是“環京津貧困帶產生的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在這一原因的背后，導致“吸附效應”大于“擴散效應”的根源在于資源由國家自上而下分配的體制有密切關系。
在中國，最重要的資源是由政府掌控的，而政府基于現代化趕超戰略，在分配資源時，通常會片面地遵循效率原則。城市由于人員、知識、信息高度集中，其效率遠遠高于鄉村，因而，政府自然將大多數資源投入城市。政府甚至會讓鄉村補貼城市。明的補貼就是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將農村的剩余轉移到城市。今天，這種補貼則是隱性的，即為了確保城市擁有較好的自然環境，限制大城市周圍鄉村的發展。環京津貧困帶就為兩大都市提供了大量隱性補貼。因為這些地區是京津冀平原地區的生態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風沙源重點治理區。為了確保大都市的水源和環境，國家和地方政府不斷加大對這一地區資源開發的限制，并越來越嚴厲地限制這些地區的工業化進程。這些地區的政府及民眾每年蒙受數以十億元計的稅收和收入損失。
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京津的經濟繁榮，是以環京津地區的貧困為代價的。假如目前資源分配體制不改革，在目前周邊市縣缺乏與京津等大城市談判的能力和制度架構下，即使天津濱海新區再發展，恐怕也不能解決環京津地區貧困帶問題。
從理論上講，一個地區的超常發展是符合所有人的長遠利益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在今天這樣一個利益訴求多元的時代，如何根據新的需求設計制度，以統籌和兼顧各方面的現實利益。1991年時摘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科斯創立了“科斯定理”，他認為一方的行為影響另一方的福利時，也就是產生了外部性時，新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問題的解決。各級政府都應當樹立真正的科學發展觀，調整公共資源的分配格局，改變資源的分配模式和政府間的關系模式，致力于消除地區差距，這是消除環京津地區貧困帶的根本之策，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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