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全球化指數報告：誰是全球化最大贏家

　　執筆：李鉅威、彭藹嬈、吳志文

　　編者按

　　全球化浪潮正在襲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正在走向開放與合作。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亞太經濟研究中心剛剛做出的《全球化及本土指標2006年度報告及政策建議》認為，包

括中國在內的17個經濟體，開放因素指標比本土因素指標表現更佳，報告建議這些經濟體應集中力量改善本土環境。

　　中國開放指標排名提前

　　全球62個經濟體樣本期內，在開放及本土因素方面表現的成績排列見右表。在“開放因素指標”及“本土因素指標”排名榜排名最高的十大經濟體，主要是北美洲及西歐的發達經濟體，能躋身于兩個指標最前十名的七個經濟體分別是丹麥、芬蘭、瑞典、新西蘭、瑞士、加拿大及荷蘭。

　　新加坡是“開放因素指標”排名最高十大經濟體中唯一的亞洲經濟體。然而，兩個排名榜的排名存有分歧。比如，愛爾蘭及新加坡分別位列“開放因素指標”的首、次名，但在“本土因素指標”卻分別位列第15及第14名。美國在“開放因素指標”的名次是第4，但卻跌出“本土因素指標”排名最高的十大之外。同樣，澳洲、德國及挪威三個經濟體位列”本土因素指標”的前十名，但在”開放因素指標”卻沒有進入前十名。

　　在名次最高的20個經濟體中，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另一個同時能夠打入兩個指標的亞洲經濟體。日本雖然在“本土因素指標”位列第18名，卻在”開放因素指標”跌落到第25名。其它一些經濟體在兩個指標的名次也出現很大差距，斯洛伐克共和國及中國是最佳例子。斯洛伐克共和國在“開放因素指標”名列第19位，但在“本土因素指標”卻跌至第30位。中國則在“開放因素指標”及”本土因素指標”分別排名第39及49位。一般說來，經濟發達的經濟體在排名榜的名次最高，像韓國及巴西這些中等收入經濟體，在名次上也比大部分發展稍遜或最低的國家為高。

　　五年間，多個經濟體在兩個指標的排名均有改善。就“開放因素指標”而言，名次有所改善而又位列最高十大的經濟體計有新加坡、新西蘭及丹麥，而斯洛伐克共和國、日本及南非也在排名上得到顯著改善。在“本土因素指標”的排名獲得改善的情況比較罕見，大多數名次一直維持不變，排名最高十大經濟體中只有芬蘭及瑞典能夠在這項排名上取得改善。

　　一般而言，排名名次改變多見于“開放因素指標”，“本土因素指標”出現名次改變的情況比較少見，這顯示本土改變緩慢。亞太區內共有15個經濟體，當中表現最佳的經濟體計有新西蘭、新加坡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然后是日本、韓國及馬來西亞。表現最差的經濟體是孟加拉國、印度、巴基斯坦及斯里蘭卡。

　　這個期間內，在“開放因素指標”獲得改善的經濟體，其中包括中國、韓國及新西蘭，但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印尼在同期內呈惡化現象。

　　研究顯示，中國“開放因素指標”的總體趨勢是上升的，這說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顯著成效，尤其是對外資的利用在全球都非常突出。但是，“開放因素指標”不僅僅包含外資利用，而是一個復雜的體系。

　　開放因素的相關指標足以確定一個經濟體的全球化水平，主要由17個指標構成，其中：

　　1，經濟一體化：由四個獨立的貿易及投資部分組成，該貿易及投資部分曾被視為量度全球化的標準變量(Kearney2005)﹕

　　i) 一個經濟體的貿易總流量足以顯示對外開放程度及國際性認受﹔

　　ii) 外國直接投資顯示國內因素在吸引外國投資方面的準備程度﹔

　　iii) 基金組合的流動顯示一個經濟體在金融結構及制度方面的金融實力及信度；

　　iv) 投資收入可為投資凈利潤提供一個替代性估計。

　　2.產業間貿易﹕貿易總流量屬于后貿易統計數字，反映一個經濟體在實行各項貿易政策后所獲得的結果，但一個經濟體在世界貿易的相對優勢表現如何，則需看它的“顯示性相對優勢”。由于貿易不會靜止，產業間貿易指標只顯示一個經濟體在歷時上不斷變化的相對優勢。世界經濟體的產業間貿易所考慮的，是一個經濟體不斷變化的相對優勢。

　　3.產業內貿易﹕從產業內貿易的水平，可窺見通過市場結構及產業模式進行的經濟一體化達到什么程度。跨國企業為了削減成本及增強本身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不斷增加在全球各地經濟體的投資，而從產業內貿易，也可以窺見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結果。擁護全球化的人士認為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已經令“接受投資經濟體”的就業及產出機會增加不少，但反對全球化人士則認為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經常導致有關經濟體的國內經濟出現不受歡迎的兩極化局面。

　　“本土因素指標”表現較差

　　本土因素對一個經濟體的全球化結果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本土變量列入機構性建制、教育及醫療，以及就業等三大類別。其中機構性建制主要包括：

　　法治及政治成熟程度；

　　居民就發明的專利權向國家專利局申請專利，這個因素顯示能否切實執行知識產權保護；

　　貪腐印象指數，由經濟分析家向商人進行調查及作出評估后編制的指數。該貪腐印象指數的得分由0至1不等，一個經濟體予人的腐敗感越高，所得價值會越接近0；

　　政局的穩定性，這包括執政政府能否讓人感覺政局穩定的多個指標；政府效率，這包括公眾對政府服務質素、官僚質素、公務員的勝任能力、公務員不受政治壓力影響，以及政府落實政策的守信程度等方面所作的響應；

　　監管質素，顯示實行對市場有利的政策(例如﹕價格控制)、實施足夠的銀行監管，以及就對外貿易及商業發展等領域所制訂的其它管制措施﹔

　　法治，量度執法人員對法治的信心程度及遵守社會規則的程度，包括對發生罪案、司法制度的效度及可預知性，以及執行合約的力度等方面的看法；

　　對貪污的控制，量度被視為利用政府權力中飽私囊的行為所達到的腐敗程度。這項因素以專家們所接受的意向調查及民意調查的變量得分為依據；

　　商業經營管制得分，量度開設及經營生意的難易程度。對商業經營的管制越多，開設一盤生意的困難越大。這項計分也顯示有關管制在執行時是否對所有商業經營一視同仁。

　　“本土因素指標”出現改變的情況很罕見。若就各經濟體在兩個指標的排名進行比較，日本及斯里蘭卡等經濟體應致力改善本身在”開放因素指標”的排名(即它們在”本土因素指標”的名次比它們在”開放因素指標”的名次為高)， 而在“本土因素指標”表現較差的經濟體計有中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

　　從世界各個區域在這些年來在兩個指標的表現，可確定一個經濟體在增長及全球化方面的努力更受哪些因素制約。上文各個一覽表所展示的證據顯示，一些經濟體在增長及全球化方面的努力，受本身在本土因素方面的表現所制約。這證實了一項假設“即研究本土因素的表現頗重要，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尤其重要。對外開放固然重要，但一個經濟體在“開放因素指標”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該經濟體在本土因素方面的表現。因此，一個經濟體能否在全球化爭取增長及成功，先決條件是該經濟體是否有能力改善本身的本土因素及解決本身的國內問題。若經濟體在這兩方面取得成功，將有助該經濟體在對外開放上取得優勢。

　　中國需多練“內功”

　　全球化過程涉及對外開放、外部接觸及一體化，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閉關鎖國，一個經濟體所能夠做到的，是確定對外開放及與外界接觸的程度。各國的秉賦有別，全球經濟體所掙得的全球化結果也會有差別是顯然不過之事。

　　另一個問題是，一個經濟體如何利用全球化過程去求取利益，也存有差別。這必然地帶出經濟體在追求對外開放時，所作準備是否足夠的問題。外部接觸必然會引發國際競爭或比較，而一個經濟體的秉賦在這些方面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全球化結果出現差別，一方面反映了經濟體本身的秉賦在國際性比較上處于什么地位，另一方面反映經濟體通過各種國內政策，以便參與全球化的時候，它的準備工夫是否做得足夠。

　　全球化過程及一個國家在對外開放上的準備工作是相輔相成的。全球化結果所考慮的，是可量化的外部貿易因素、外國直接投資、個人接觸及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以及各種本土政策及因素所產生的間接影響。

　　本研究在建立“開放因素指標”及”本土因素指標”之時，曾顧及三大主要元素。第一個元素是通常被視為全球化標準量度法的外部因素。第二個元素是以產業間貿易及產業內貿易之間的區分角度來衡量產業市場結構及出口。產業間貿易顯示一個經濟體的相對優勢，產業內貿易則提供產業模式及跨國際投資的形象。這兩個元素合稱為外部因素。第三個元素在概念上比較創新，即將應可反映個別經濟體的政策性表現的各種內部及國內因素納入“本土因素指標”之內。

　　“開放因素指標”與“本土因素指標”全面地勾勒出一個經濟體在外部表現，以及在全球化及經濟增長方面所作的國內承擔程度。

　　62個經濟體在兩個指標的名次一直相當穩定。在2002年位列全球化程度最高的20大國家以“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發達國為主，這在相當程度上清楚表明全球化排名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密切的相互關系。這兩個指數又可用作確定哪一個因素對一個經濟體在全球化的整體表現有更大制約。

　　若一個經濟體在“開放因素指標”的名次一直落后于它在”本土因素指標”的名次，則外部因素所受制約比本土因素大。反之，若“本土因素指標”的名次持續低于”開放因素指標”的名次，則本土因素所受制約比外部因素為大。當然，所有經濟體均需要改善本身在兩個指標的表現，但從政策方面來說，經濟體一旦確認哪些因素起更大的制約作用，便可以對癥下藥，設法從政策上著手改善本身的表現。換句話說，內生或外生發展對一個經濟體的環球表現起關鍵作用。對國內政策所作的改善可令本土經濟增強，進而成為吸引外國投資者正視的目標。

　　共有17個經濟體(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尼日利亞、俄羅斯聯邦、斯洛伐克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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