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航線：尋找合理的平衡(2)

　　中國是走向開放最大的受益者

　　《21世紀》：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我們也看到，對于中國來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都處于本國之外，有人稱之為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那么您是如何看待這一模式的呢？

　　沃爾夫：你所描述的這一模式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相對于中國的土地資源而言，中國的勞動力是非常非常過剩的，所以，中國通過輸出過剩的勞動力，獲取他國在資源上的優勢，即進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這是比較優勢的自然模式。對于人口過于龐大的中國，這也是唯一可能的模式。

　　我認為這一發展策略是正確的。

　　不過，被低估的

　　因此，要調節這一失衡狀況，提高收入，可行的途徑就是學習其他資源缺乏國家的模式，英國、荷蘭、日本，它們今天都是富裕國家了，它們都是勞動力充足而資源缺乏的，不同的是它們已經發展了很長的時期，積累了很多資本。

　　所以，中國應跟隨一個標準的發展模式。因為中國很大，其發展過程會給世界帶來很大的壓力，造成很大的影響，所以中國要關注是否保持了合理的平衡�，F在的基本策略是對的，但當前的失衡需要調節，只要政府明白這一點，就會知道如何去做。

　　《21世紀》：近年來，全球化一詞在中國也十分熱門，但對于全球化的看法卻存在著分歧。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認為，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同時，政治卻仍然非常本地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抱怨全球化使自己受到了損害，那么，全球化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呢？

　　沃爾夫：沒錯，我也很關注全球化的問題，我認同這一點。部分發展中國家，像中國，發展態勢是不錯的，中國和發達國家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已經有所下降。公平地講，超過半數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做得很好的，非洲和拉美則相反，因此在發展中國家之間都產生了較大的差距。

　　現在有兩個挑戰，其一是如何讓落后的非洲和拉美發展中國家加速趕上。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亞洲國家發展出口導向的制造業，取得了非常矚目的成功，而如何讓非洲國家也開始這一進程，并面對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競爭，我們就很難找到一個簡單的答案了。

　　第二個挑戰是來自政治的。政治非常本地化，各國都要制訂自身的發展戰略，而不是站在整個世界的層面上，國際機構要更多地為發展中國家說話。這是一個長期的艱難的過程。

　　總的來說，全球化的進程還是帶來了巨大的機會，為上億人口帶來了巨大的好處。

　　《21世紀》：近年來，中印等國的崛起令世界矚目，您是否認為這些亞洲大國將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呢？

　　沃爾夫：是的，它們將徹底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現在還只是處于這一過程的初期階段。它們擁有超過十億人口的勞動力和強大的供給能力，發達國家需要對此做出巨大的調整。

　　我認為發達國家是可以應對這一挑戰的，它們也有很多優勢，例如資金、教育水平等，它們可以利用這一發展機會，因為中國大量出口的同時也需要進口，發達國家處于很有利的位置上，只要它們能向中國提供中國想要的商品。

　　《21世紀》：三十年了，您一直在緊盯世界經濟的發展和變化，而中國也是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的。我們很想知道，35年間，您覺得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呢？

　　沃爾夫：當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中國是完全封閉的。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像中國一樣。當時我已深知國際貿易和開放的重要性，香港地區、臺灣地區和韓國的經歷已表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希望其他國家也能學習這種模式，而它確實發生了，這是非常重要的。

　　中央計劃體系崩潰了，依賴國有的模式崩潰了，貿易保護主義也崩潰了，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化，把人們聯系得更加緊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也是這一時期改革最為激進的。所以，你要問在我的經濟生涯中經歷的最大變化是什么，那就是由封閉經濟轉向開放經濟，由保護主義轉向國際競爭，對外國直接投資的開放，資本和人的自由流動，還有全球經濟的一體化。

　　其中，中國的轉型是最有意義的，也可能是這一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

　　《21世紀》：您曾經說過，預測不如準備。如今，我們面對在失衡中前進的全球經濟，對于其中的問題和風險，還應該做出怎樣的準備呢？

　　沃爾夫：我想，大體上有三方面的風險。

　　首先是全球宏觀經濟的平衡，這一點我們已經談過。其次是資源方面的，尤其是能源。中國的發展和工業化進程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我們要尋找充足的能源供給，并發展技術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還有與之相關的全球變暖問題。第三大風險是地緣政治，這也是羅德里克教授所說的政治本地化而經濟全球化。

　　我們在國際體制上面臨著很大的壓力，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與伊斯蘭地區的關系，另一個是全球力量對比的變化，中國作為一支巨大的力量崛起。在歷史上，全球力量對比的巨大變化總是會導致戰爭的爆發。所以，處理好這一改變，保持國際關系的穩定和全球政治的平衡，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

　　●1971年畢業于牛津大學，獲經濟學碩士。 ●1971～1981年任職于世界銀行。●1981～1987年擔任倫敦貿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1987年加入英國《金融時報》，并于1996年開始擔任首席經濟評論員和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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