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獲良好金融支持需打破制度性障礙

　　◎ 本刊記者 張妮

　　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股非常重要的支撐力量。但是，融資渠道不充分、金融服務體制和企業內部管理體制尚不完善等問題依然存在，制約民營經濟的長足發展。在日前舉行的一次民營經濟討論會上，財政部副部長李勇表示，政府要為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更好的環境，提供更優惠的政策支持。而民營企業更迫切地期盼獲得良好的金融支

持。

　　民企面臨的金融環境存在較明顯地區差異

　　應當承認，到目前為止，我國民營企業發展所面臨的金融環境一直都不是很好。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采訪時談到，他們的課題組從2004年6月開始，在廣東、浙江、湖北、四川、吉林這全國東南西北中五個省進行調研，調研中他們發現，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大的金融環境不容樂觀，并且，各個地區在相應的地方發展政策上也表現出了很大的不一致。

　　劉迎秋指出，新制度經濟學在闡述制度對于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時認為，在缺乏有效制度的領域或地區，或者一國處在新舊體制轉軌時期，制度效率是最高的；而在制度創新過程中，經濟增長率也往往較高。他們在調研中也發現這樣的正相關，浙江和廣東的民營企業之所以能夠走在全國前列，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因為它們在制度和政策方面進行了創新，較好地解決了資金瓶頸約束問題。而湖北、四川和吉林民營企業發展之所以落后于這兩個省，同樣是因為他們在制度創新發面做得不如這兩個省。

　　廣東民營企業大多數與“三來一補型”和“三資企業”密切相關，而這些企業的生產資金主要來自境外資本市場。因此，他們受國內金融市場約束較小，而且，在生產方面主要依靠訂單來組織生產，資金占用周期不長，資金壓力不大。

　　浙江民營企業在解決資金短缺問題上主要依靠國有商業銀行和民間資本兩個完全不同的金融市場，在市場化改革的推動下，浙江國有商業銀行在轉換機制和為民營企業服務方面，已經走在了其他省的前面，與此同時，浙江的民間金融業較為發達，已經成了支持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力量。

　　相形之下，湖北、四川這樣的中西部省份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一直比較突出。究其具體原因，一是因為這些地區國有商業銀行自身信貸總規模還很有限，在總量上就受到了限制，遠不能滿足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二是這些地區國有企業比較集中，國有商業銀行在信貸關系上的所有制傾向比較嚴重，他們的主要職能就是為大型國有企業提供金融服務。三是這些地區的民間金融也不像浙江那樣已經成氣候，在解決民營企業資金短缺問題上，還難有所作為。因此，這些地區的民營企業發展往往會受到信貸供給不足的制約。

　　求資金謀發展民企轉向國外投行

　　從國有商業銀行獲得貸款受到種種局限，而民營企業的發展由離不開資金的運轉，除了寄望于政府的制度創新，企業也在積極地尋找適當的融資渠道，不少民營企業將目光投向了國外投資機構，為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提供項目融資的國際金融公司成為眾多民營企業的首選。

　　日前，濟南山水集團與國際金融公司又簽訂了一項貸款協議，這已是他們之間的第二次合作，濟南市副市長楊佩欽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采訪時表示與國際金融機構尋求合作是企業的自主行為，作為政府部門他們大力支持，并力求促成，這樣也有助于完善民營企業內部的管理制度，為民營企業的“走出去”創造條件。

　　可是，這樣的融資之路也并非所有的民營企業也走得很順暢。“最初的談判十分艱難”，新希望集團的董事長劉永好在國際金融公司的一次論壇上提及，“主要是因為我們公司內部管理制度與國際并沒有接軌，這為我們的談判帶來了難度。”

　　的確，我們的民營企業自身的素質也存在問題，除了規模小、資本金少、負債率高、市場競爭能力不強和抗風險能力較弱外，其產權制度的不明晰和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缺失都構成了融資障礙。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何德旭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采訪時談到，我國大多民營企業是以家族經營、合伙經營的方式發展起來的，表面上是股份或有限責任公司，實際上是家族企業或私人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二為一。在發展過程中出于各種利害關系考慮，許多民營企業往往采取掛靠集體、投資入股等方式，與地方政府有著不同程度地在固定資產所有權、土地所有權、房屋所有權上存在著產權不清的問題，無法將產權進行抵押獲得銀行貸款支持。

　　與此同時，民營企業的財務狀況缺乏透明度。一方面，大多數民營企業難以向銀行提供經過審計合格的財務報表，即便提供，銀行在很多情況下還會懷疑會計事務所意見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和銀行之間沒有建立起長期的合作關系，使得銀行難以長期分析掌握企業貸款賬戶的資金往來情況信息，從而使得民營企業不能進行“關系型融資”。

　　金融體系的制度性障礙需打破

　　何德旭指出，融資難一直是困擾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和突出問題，金融體系的制度性障礙是根本原因。

　　就間接融資而言，我國銀行業的所有制特征與高度壟斷性，在事實上造成了因金融服務效率低下、金融工具單一、信用監督和評估體系缺乏的間接融資渠道本身的不順暢。加之，在所有制上缺少與民營企業相匹配的民營和私人銀行，在經營規模上又缺乏與民營企業相適應的數量足夠的中小銀行，我國民營企業從間接融資渠道就很難獲得銀行的資金支持。

　　就直接融資渠道而言，我國尚未建立適合中小企業融資的多層次、不同風險度的股票交易市場；至于發行債券，發行上市門檻不但高而且層次不夠，民營中小企業也難以利用債券融資方式融資，盡管我國民間投資的潛力巨大，但社會投資需求與民間投資供給的長期錯位造成了民間投資領域的極度狹窄。

　　而從金融產品創新的角度，何德旭認為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試行貸款資產證券化，為民營企業營造更寬松的金融環境。其做法大致是，商業銀行將貸給中小企業的信貸資產集中起來，進行結構性重組與包裝，然后重新分割為證券銷售給市場的投資者，并以有關中小企業貸款資產產生的現金流來支付證券投資者的收益。針對民營企業貸款難的問題，我國可以選擇沿海經濟發展地區進行貸款資產證券化試點，摸索經驗。

　　此外，還可以發展針對民營企業的票據業務和貼現業務，鼓勵銀行對民營企業發行的商業票據提供承兌擔保，從增加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

　　劉迎秋也談到金融體系的制度性障礙問題。他們中心課題組對浙江等五省民營企業調查所做的報告認為，制約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金融環境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金融屬于國家壟斷行業，金融機構主要以國有為主，一般都有扶持國有企業發展，或者說是優先為國有企業提供服務的制度特征。二是民營企業大都創建于縣以下城鄉結合部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而農村大都是金融市場發育和完善程度都較低的地區，不僅國有金融機構少，而且承擔農村主要金融服務功能的信用社自身也存在體制缺陷以及債務拖累等問題，他們不可能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務。

　　作為政府部門的專管民營經濟的官員，楊佩欽跟記者訴說了他們的困惑，雖然在制定政策時也多加考慮，政策門檻一視同仁，擔保基金重點向民營企業傾斜，政府專項基金基本也是平等發放，這些政策都對民營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金融環境有所改善。可是，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大都分布在縣以下區域，而且在空間布局上比較分散，這為國有商業銀行的金融服務帶來了一定難度。

　　然而，劉迎秋和他們的課題組認為，分散布局不是貸款難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現有金融體制本身存在嚴重的所有制情結。民營企業在國家新增GDP、新增就業和新增稅收等方面，已經占有重要比重，因此，對它們的金融支持要突破所有制范疇的界線，要針對民營企業自身的生產和經營特點，建立適合它們發展的金融體系和滿足他們的金融服務需求。

　　他們建議可以通過以下三個措施來改善金融環境。第一，深化國有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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