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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忠
爭議良久的兩稅改革最近出現了破冰跡象。據悉，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將于今年8月份開始審議新的《企業所得稅法》草案。
新《企業所得稅法》相比以前在五個方面具有明顯的突破：一是在征收對象上定位
為法人所得稅，非法人或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地位的實體不在征收范圍之內；二是引入了國民企業和非國民企業兩個全新的概念，對于注冊地不在中國的外國企業，將可能實現不同的措施；三是實現統一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四是統一企業所得稅的稅前扣除標準；五是稅收優惠將更多由直接優惠轉向間接優惠，由之前的區域優惠為主調整為行業優惠為主。
總體看來，新《企業所得稅法》不僅對內資企業具有明顯的降低稅收支出的效應，而且從新《企業所得稅法》草案看，包括兩稅法統一在內的這一輪稅制改革體現出了或隱或顯的結構性特色。
這種結構性協調特征首先表現為稅制改革與產業政策的協調。新《企業所得稅法》草案將稅收優惠由直接優惠、區域優惠轉向間接優惠、行業優惠，不僅保證了稅收政策的中立性，而且便利于稅收政策與國家發改委的產業政策相互協調。之前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以稅收即征即退的直接優惠和區域優惠為主，這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稅收政策的中立性原則，而且地方政府和相關部門在稅收上具有很強的自由裁量權，征稅的彈性空間較大，不僅人為地制造了稅收不公，而且催生了大批規避較高稅率的假外資，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地方企業的盲目引資行為。
稅收政策由直接優惠轉向間接優惠雖然難以從根本上根治濫用稅收優惠問題，但這一轉變至少能對濫用優惠政策的行為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因為這一轉變不僅是優惠項目的調整，同時也是不同部門利益的一次重大調整，即目前的企業所得稅屬于中央地方的共享稅，之前地方政府對外資等企業實行稅收優惠，實際上不僅減低了地方的財政收入，同時也降低了中央財政的收入，稅收優惠由直接轉向間接后，地方政府自行對企業實現優惠政策則就需要地方政府自己掏腰包，不會再產生地方優惠、中央地方共同買單的問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方政府對稅收優惠的濫用。
稅收優惠由區域轉向行業則一定程度上使得稅收政策具有了正向激勵的特征，有利于配合國家發改委的產業政策，為發展高科技產業、激勵企業研發投入和建立創新性國家提供了相對有效的激勵工具。
這種稅收政策與優惠政策的隔離并結合使用、稅收政策同產業政策的相互配合使用，不僅保證了稅收政策的中立性特征，同時也凸顯出了稅制改革與產業政策的結構性配合和協調。
從稅制改革的結構特征來看，本輪稅改應更加注重不同稅種間的結構性協調，這一點在新《企業所得稅法》草案體現的并不直接，但從最近稅制改革方面發出的諸多信息看，有關部門有意把企業所得稅改革與增值稅改革結合在一起，以保證稅制改革對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性。財政部官員近日就明確表示，增值稅轉型的改革試點將擴大至中部地區，并計劃在適當的時間向全國推廣。很明顯，增值稅改革對財政收入將產生減收效應，要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和稅制改革的穩步推進，企業所得稅改革對財政收入需要產生一定的增收效應，從而降低增值稅改革對國家財政收入的影響。我們目前還不清楚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是多少，但從國內外的經驗和之前業界的爭鳴等眾多因素看，統一后的稅率要高于當前的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究竟高多少，有關部門不僅會考慮兩稅合并對財政收入的影響，還會考慮其他稅種改革對財政收入的影響。這種不同稅種改革的結構性協調，不僅有利于稅制改革的穩步推進，而且保證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性。
當然，不論是企業所得稅改革還是增值稅改革，對內資企業的稅負都產生減壓效應，因此稅制改革客觀上對固定資產投資具有刺激作用；在當前固定資產投資過高，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資產存在泡沫的情況下，稅制改革不僅需要產業政策和區別性優惠政策的配合，還需要其他政策如財政、貨幣和信貸政策的配合，來減緩稅制改革對國內宏觀和微觀經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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