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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素芬
國六條細則出臺，成為國民最關注的焦點問題。通讀細則，不難發現，其中最為嚴厲的明確而具體的規定，主要是針對開發商的。比如，90平方米以下住房面積所占比重，必須達到開發建設總面積的70%以上；對項目資本金比例達不到35%等貸款條件的房地產企業，商業銀行不得發放貸款；加大對閑置土地的處置力度。滿2年未動工開發的，無償收回土地使
用權等等。
但是，眾所周知，房價上漲的主要幕后推動者，首先就應該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與房地產業的利益聯系非常緊密，換句話說，它們本身就是這個龐大利益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如果沒有地方政府對中央宏觀調控政策的陽奉陰違，沒有地方政府與開發商的“配合”乃至縱容，房價根本不可能漲到如此離譜的程度，整個房地產業也不至于走到今天這種畸形的亢奮狀態，成為影響經濟健康發展與社會和諧的一大隱患。
就現實的房地產業而言，由于市場扭曲，決定房價的決定性因素并非供需，而是地方政府與開發商。此次細則出臺，開發商的確痛了。問題是，另一個起決定作用的地方政府，比開發商更能影響房地產業的走向。如果不強化對地方政府的制約，一旦地方政府再次對調控新政陽奉陰違，在背后與開發商聯手對相關調控政策采取“變通”的對策，開發商有可能再次露出猙獰的面目，在逐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筆者的擔憂并非毫無根據的憑空想象。目前，地方政府與房地產業的利益聯系絲毫沒有剝離。由于土地出讓金等收入，在地方財政中所占比例甚大，地方政府推動房價上漲的動力一點也沒有減弱。在已往的宏觀調控中，總有一些地方政府“逆向調節”，不僅不出臺具體政策，切實穩定房價，反而使房價在調控期間以更加快速的步伐上揚。因而，在地方政府與房地產業的利益聯系依然十分緊密的今天，只有強化對地方政府的約束，才能確保調控新政產生良好效果，反之，則可能由于地方政府的陽奉陰違而大打折扣。
此次九部委細則，之所以未強化對地方政府的制約作用，也有現實的顧慮。1993年的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財力增強，而地方財力減弱。新華社記者在一篇報道中，曾經引用了一句比較流行的順口溜來形容分稅制改革后的財政現狀：“國家財政蒸蒸日上，省級財政穩穩當當，市級財政搖搖晃晃，縣級財政哭爹叫娘，鄉級財政精精光光。”
由于財力減弱，而事權并未減少，財權與事權不統一，地方政府的壓力巨大。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相關調控政策在出臺的時候，一般都會給地方政府留有一定的余地，不敢卡得太死。但是，哪怕預留下一個很小的空隙，地方政府依靠長久積累下來的豐富的經驗，也能淋漓盡致地自我發揮。
因而，無論是現在的調控新政，還是以后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要想得到切實執行，必須徹底堵住地方政府“自由發揮”的空間。當然，這有一個前提，就是解決目前困擾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的問題。只有這樣，調控政策才能真正取得中央所期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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