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成本呈上升趨勢 警惕對工資上漲兩種誤讀

　　巫繼學

　　央行5月25日公布的“2005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顯示，中國勞動力成本呈現上升趨勢。去年職工工資上漲了14%。同時，居民儲蓄存款快速增長。

　　工資上漲背后的差距

　　借此信息，有兩種聲音令人聽來很不爽：一種觀點認為，過去的一年中，工資上漲14%，說明勞動者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一種觀點認為，由于工資上漲拉動勞動力成本上升，會影響企業的競爭力。

　　恰逢其時，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收入分配制度問題。會議向社會傳達的信息是：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

　　結合會議精神，我們再來看上面的數據。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誤讀統計數字。統計數字是一種數據綜合，是對差別的平均。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不是要看平均上漲，而是要分析平均上漲背后的收入差距。

　　事實上，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存在的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勞動者之間的分配不公，農民工的收入提高問題，需要在改革中從根本上調整原生層面的經濟關系，需要通過政府的經濟政策在二次分配中進行重大調整。這都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那種一個年度在職職工的收入有14%上漲就樂觀地認為分配問題得到解決的想法，實在是過于天真。

　　我們先來關注一下以下數據(數據均來源于國家勞動保障部2005年公布的數據)。

　　財富分布現狀：財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45%；財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這就是過去人們常說的，少數人掌握了大多數財富，多數人卻掌握著少數財富。在我看來，從財富在人群中的這種分布態勢來看，已經到了必須引起各界特別是高層管理者重視與警戒的地步。

　　問題的嚴重性不止于此，有兩種收入差距拉大的經濟現象，一種是建立在普遍小康基礎上的；一種是建立在貧困人口基礎上的。我們的收入差距，是建立在一個龐大的貧困人口基礎之上的。不可否認，經過20多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全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30%下降到3%，但按照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來看，貧困人口界定的標準也要與時俱進。因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國際通行標準和購買力均價折算，中國的貧困線為年收入人民幣924元，那么，農村貧困人口當有7580萬人。財富在這種背景下的不均分布,無疑既不和諧，更不安全。

　　行業分配不公的(人均年工資)現狀是：全國機關：約1.6萬元；事業單位：約1.5萬元；企業：約1.4萬~1.5萬元；大行業：超過6萬元。超過6萬元是多少？語焉不詳。但從目前媒體披露的數據，已經達到15萬元。從行業分布的收入差距來看，問題似乎并不十分嚴重。然而進一步了解可以發現，行業收入不公現象依舊刺眼。特別是依靠國家特殊政策獲取超額壟斷利潤的行業，其收入遠遠超出其他行業。

　　職業之間分配不公的現狀是：企業的經營職位和一般職位間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拉開經營職位與一般職位的收入差距，曾經是工資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旨在通過合理實現勞動力價值，激勵不同職位員工積極性，為企業做貢獻。然而，這種差距一旦拉開而沒有限制機制，大有乘上過山車之勢，兩者差距加速分裂。這20倍的差距，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對于一個有著如此龐大人口基數的國家來說，很難說是個好消息。當然，我這里主要是對總量上的20倍深表異議，個別地說，某個企業的老總，他的收入如果與他所領導公司的實際貢獻結合起來考量，差距有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對企業帶來的豐厚利益以及由此給每個員工帶來的利益，是不是與他拿到的收入相符。據我所知，香港的公司內部收入差距曾被人形容為“天差地別”，但相同的單位，不同職位收入差別通常也不過大到10多倍；在不同單位，相同職位的收入差距不會超過10%。可見，內地的這20倍暗藏著多少不公平的因素。

　　低于勞動力價值的發展必須結束

　　至于認為由于職工的收入提高引起勞動力成本升高，最終導致企業

　　勞動力價值只是商品中的一種成本。從長遠看，應該從商品成本的所有要素要低價。依我的判斷，勞動力價值的優勢已經用盡了，到了極限。在很大程度上，企業在用勞動力價值要素為自己企業、為企業商品提高競爭力上，是欠賬的，是虧欠勞動者的。

　　中國過去20多年的經濟實踐告訴人們，低勞動力成本，說到底就是通過犧牲勞動者收入而降低產品成本的方法。長期以來，普通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都是在低于勞動力價值基礎上付出的。在他們的工薪沒有超出勞動力價值之前，工薪增長不對企業競爭力的下降負任何責任。長期低薪的結果，必然導致勞動力素質降低，整體供應量減少，勞資矛盾尖銳，涌動社會不安定。

　　企業的長期競爭力，只能建立在產品的自主創新，企業內部科學管理，市場的開拓基礎之上。企業沒有內發的競爭力，僅僅想通過少給打工者報酬，無異于節流不開源。當然，一個企業的發展，還有賴于良好的經濟環境，和諧的經濟關系，優惠的經濟政策。

　　如果擔心由于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而令外企撤出中國，在國際范圍尋求更為便宜的勞動力環境，那更不用憂慮。企業生存與發展是一個綜合條件。如果我們的綜合環境與條件是優越的，就不會僅僅因為勞動力成本有所上升而嚇跑外資企業，如果僅僅因為這一點而使某些企業外撤，也許這些企業正是我們要淘汰的對象。

　　用低于勞動力價值的因素吸引外企的時代必須結束，從深遠角度看，這種發展模式可能帶壞新生的民族企業，它可能從一開始就將經濟引入原始殘酷的資本競爭境地，這樣的外企不要也罷。(作者為河南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國情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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