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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關于GDP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消息：一是國家統計局宣布，中國GDP的分級核算制度將在2008年最終被下算一級的體系所取代，另一個是中國政府否認放棄綠色GDP計劃。而且，國家統計局下屬部門提議了一項全新的政策建議：允許一些地區的GDP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
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同地方政府之間GDP競爭有關，而且很可能是最大程度的相關。
GDP充當了一個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指標，同時，GDP的增加又被認定為同社會真實的福利增加并非同向關系，因為GDP的增加會帶來污染問題。這也是綠色GDP的由來。
在1950年代的時候，統計學家就試圖建立一種核算機制，來得出一個干凈的GDP數字(他們當時統計的還是GNP)，即用GDP的數值減去發展成本(包括環境因素)，這個干凈的GDP數值稱之為“全民總福利”，來洗刷薩繆爾森所說的“GNP等于全民總污染”的恥辱。不過，一直到21世紀，這項偉大的計算全民總福利的統計方式始終沒有出來，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學家認為，有很多變量是無法計算的，因為它們連影子價格都沒有。
而中國的綠色GDP公式的思路和全民總福利的思路很相近，即就全部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損失代價計算出完整的“綠色GDP”(例如要扣除因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教育低落、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當等因素所引起的經濟損失成本)。然后在綠色GDP的基礎上進行政績考察，鼓勵那些經濟發展適度、環境保護嚴格的地方官員，譴責那些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經濟發展過度的地方官員。但中國的統計雄心也遭遇到挑戰，因為在收集環境污染等資料方面，大氣污染比較容易取得，但水污染損失、固體廢物污染損失以及環境污染事故等經濟損失的數據則很難取得，因為這些損失有很強的變動性以及很強的傳染性(沒法捕捉它們的外部性)。而且，作為微觀主體，企業也沒有動力會上報因生產導致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損失問題，這些資料會抹黑企業的社會責任，破壞企業的無形資產。如果強硬推行，一些企業肯定會成為綠色GDP計劃里忠實的“造假者”。
作為“綠色GDP”的先導，并試圖減弱地方盲目追求GDP的沖動，便有了“允許一些地區的GDP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的主意。但是，這個做法也可能會造成新的“機會主義”：一些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對地方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進行各種管制和索取，獲得更大的收益，這種做法壓縮了企業的發展，然后地方政府可以給中央制造“環保幻覺”。同時，可以推卸責任：經濟很難發展，企業效益不好，民營資本紛紛外遷，那是因為對環保的投放太大了。
當下GDP的貶義語境是不正常的。實際上，GDP原本只是一個并無褒貶色彩的指標，它是經濟體系里反映全部生產和服務創造的增加值最好的指標。
盡管高GDP不一定帶來高壽命和高知識，也就是說數量上并不覺得相關，但增量上是絕對相關的，即提高GDP的確會增加社會的總壽命和知識含量。中國目前GDP發展正處于一個機遇期，隨著未來要素成本的上升，可以預見，中國將會進入一個“慢型社會”(相對于過去20多年爆炸性增長，社會快速變化而言，GDP增速的下降，人們感覺社會的變化慢了下來)。同時，GDP增速的重要性，還同減少貧困有關。中國成為世界銀行最出色的“減貧”優等生的重要條件就是，GDP增長讓上億中國人遠離了饑餓貧困線。
同綠色GDP達到平行效果的做法是，引入制度變革。例如減少對污染企業提起訴訟的制度成本，鼓勵受害人能夠在一個低成本的狀態下提請法律懲罰，并在經濟機制上鼓勵那些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引入NGO組織來監督社會污染情況。
重要的是，可以考慮，讓地方政府把注意力放在：減少行政力對合法企業不應有的干擾；在控制污染總量的前提下，容許一些環保企業將“污染權力”高價賣出，形成污染權買賣市場，使得好企業“追求環保”這一行動就自然能獲得高額的經濟收益，這一“環保收益差價”將促使更多企業追求環保生產；同時，維護和保障資本雇傭關系中弱勢群體的權力；提高因地方基礎設施和教育培訓帶來的社會福利；以及保障地區的經濟自由化和行政壟斷的逐步消除等等方面。如果這些保護經濟質量和社會福利的指標能構成官員政績的分數，即使這個地區經濟增長不快或者負增長，也是值得的，此時GDP想不變成“綠色”，都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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