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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之吳向宏專欄
最近關于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頻繁出現的一個概念就是“全球流動性過剩”。簡單地說，就是前幾年世界三大主要經濟體——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了刺激經濟復蘇，都紛紛降低利率，以增加貨幣供應量。傳統上，降息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貨幣政策，它創造的大量貨幣資金，主要會投資于本土境內，促進本土經濟復蘇。然而當代經濟是一個開放的全球
化經濟，金融信息化、電子化使得資金的國際流動十分容易，幾乎沒有成本。這三大經濟體降息創造的大量貨幣資金，就不再滿足投資于本土境內，而是像蒼蠅追逐食物那樣，全球飛來飛去尋找投資機會。很明顯，像中國這樣經濟連年高速增長、通貨膨脹又較低的經濟體，是國際流動資金的最好投資對象。
資金的國際流動導致了國際貨幣供應的不平衡。一方面，美國等經濟體的寬松貨幣政策遲遲不能奏效，不得不延長低利率的時間；另一方面，像中國這樣面臨經濟過熱危險的經濟體，明明采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卻仍然難以壓縮貨幣供給，投資仍舊快速增長，房地產等資產的價格依然不斷上揚。如我上期專欄(編者注:5月19日《人民幣匯率考驗政治家智慧》)曾經指出的:資產升值有很多負面效應，其中之一就是加劇貧富分化。
要抑制國際資金的上述不平衡流動，一個理論上很完美的辦法，就是讓匯率隨行就市地浮動。比如國際資金進入中國，就會推動人民幣匯率上升，也就是人民幣“越來越貴”。當人民幣升值到一定程度，國際資金就不敢再“購買”人民幣，亦即將停止流入中國。相反，如果保持僵硬的匯率政策，國內的資金供給，很大程度上就會和國際上的資金供給同步。換句話說，國際上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就會很快輸入中國境內。中國自己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將失效。這個道理，正是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蒙代爾教授提出的所謂“不可能三角”定理: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一個國家要么采取浮動匯率，要么喪失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不可能既穩定匯率又保持自主的貨幣政策。
但是，這種理論上的完美狀況是不會出現的。現實生活中，一個國家總要在穩定匯率和自主貨幣政策二者之間進行適當的平衡。問題就變成了:在中國當前的條件下，二者究竟哪一個更重要？很顯然，不同的利益群體可能對此有不同看法。金融部門可能更加關注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希望強化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貿易部門則可能更擔心匯率波動加大外貿企業的成本，更看重低價人民幣帶來的出口競爭優勢和創造的相應就業機會。宏觀經濟部門也許擔心流動性過多、資產價格上漲可能造成經濟泡沫，尤其是房地產泡沫；而另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也許覺得房地產價格上漲并不是壞事，自己正好可以從中得到更多的財政收入……總之，正如我在上一篇專欄文章中說過的:匯率問題最終是一個政治問題，需要政治家權衡不同集團的利益需求，妥善地加以解決。
在我看來，這種利益博弈，還要結合國際范圍內利益博弈的大環境去理解，才更有希望得到合理解決。正如美國試圖將人民幣的匯率問題國際化一樣，中國也應當考慮到，在匯率政策必須保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貨幣政策其實就變成了一個國際課題。像美、歐、日這樣的經濟體，制定本國貨幣政策時，就應當考慮到其國際影響。事實上，貨幣政策的國際合作早已在一些大國、大經濟體之間開展。歐元就是貨幣政策國際合作的最大成果之一。G8俱樂部也是發達國家間協調貨幣政策的重要機制。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政策合作中，不能被動依賴美國等大國的“善意”，而要扮演一個積極行動者的角色。比如說:中國應當更積極地參與到G8俱樂部等組織當中去，也應當更積極地考慮地域性的貨幣合作。例如對于主要由日本方面通過亞洲開發銀行提出的“亞洲貨幣單位”，就可以考慮采取更靈活積極的態度來促其盡快完善成熟。采取這類積極的姿態，不僅有助于人民幣匯率機制的穩定和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也更能向世界昭示中國“和平崛起”的形象。
(作者系Manatt Jones國際咨詢公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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