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劍閣：工資就業與效率的權衡

　　李劍閣/文

　　政府應該保障公民就業的基本權利，但對工資水平不一定做出硬性規定

    工資和就業水平往往是市場博弈的結果，而只有全社會的效率得到普遍改善，工資和就業的總水平才有可能提高

　　各國政府對就業市場的干預和監管，不管是想保護勞工還是要擴大就業，一般都是出于好意。但是現代經濟極其復雜，其中某些政策動機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往往不符合人們的直覺和常識。所以盡管有些舉措十分必要，但決策和實施必須特別小心，否則可能得不償失，事與愿違。

　　政府是勞工利益的保護者。不過，并不是政府干預越多，勞工得到的利益就越多。事實上，政府過度干預往往會損害勞動者的長遠和根本利益。一個典型案例，是1947年印度通過的、試圖讓大型制造業的工人擁有更多權利的《勞資爭議法》。

　　大量文獻表明，由于《勞資爭議法》，印度制造業就業市場管制非常嚴格，過度保護在職工人的利益，阻礙了尚未就業的工人進入。半個世紀以來，該法抑制了印度制造業的增長，加劇了社會底層的貧困，并且造就了一批工人貴族。而不受該法管制的服務業卻吸納了許多勞動力。所以表面看來印度服務業的比重高，產業結構比中國更接近后工業化社會，其實是制造業不夠發達所致。

　　就業是民生之本。為了努力擴大就業，政府既要發展經濟，又要改革體制。一個令人沮喪的案例，是最近法國針對《首次雇傭合同法》而爆發的騷亂。法國原本的勞工法規定，企業解雇職員需發出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辭退證明，并列明原因，否則職員可將雇主告上法庭。這樣，使得法國企業不敢輕易雇用缺乏經驗的青年人，導致青年人的失業率高達25%。新法案規定，法國20人以上規模的企業，在與26歲以下青年人簽訂雇傭合同后的最初兩年內，可以隨意將其解雇，無需說明原因。政府顯然出于增加就業的良好愿望，但是法國青年并不理解，認為新雇傭法讓他們受到歧視，工作更加沒有保障。于是在全國80個市鎮爆發了示威游行或集會。

　　看來，不管是法律規定、政府承諾還是傳統模式，一旦形成了市場慣性和觀念惰性，要想改變就十分困難。最近日本財團法人“社會經濟市場本部”對新員工的問卷調查顯示，大約有四成年輕人懷念終身雇傭制。但更多的研究表明，逐漸破除年功序列制和終身雇傭制，正是使日本走出長達十年衰退陰影的重要改革舉措。

　　政府的責任是擴大就業，企業的目標是追求效率。在現階段中國，應該制定合理的政策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要鼓勵能夠大量吸收就業的民營小企業的發展。應該保障公民就業的基本權利，但對工資水平不一定做出硬性規定。工資和就業水平往往是市場博弈的結果，而只有全社會的效率得到普遍改善，工資和就業的總水平才有可能提高。

　　現在全社會的目光注視著農村。各方面都在為提高農民的收入，改善農民的生活而努力。國際經驗表明，農村富裕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讓大多數農民轉移到非農產業。

　　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既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又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實現這種轉移，從根本上講并不取決于我們的主觀愿望，要受到各種客觀因素的制約；但是，不同的政策和理念對于轉移的速度和規模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農民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與國民經濟邊際增長有著最為敏感的關系。經濟增長速度高，轉移就快；經濟增長速度低，轉移就慢，甚至由于投資的乘數作用和加速原理，農民進入非農產業的進程也會發生逆轉。因此，這個總的進程往往取決于全社會的投資規模。現在國家投資的比重已經不多，所以其他各種經濟成分的投資意愿更加舉足輕重。

　　只有盈利預期，才能引發投資意愿。投資必然追逐利潤，如果不加約束，雇主一定存在壓低工資待遇的傾向。因此，國家必須制定法律法規，確保工人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和基本的養老醫療。與此同時，市場也是對雇主的有力約束。只要勞動力流動自由、工資信息公開，雇主不可能把工資長期壓低到市場均衡水平之下。南方某些地區的“

　　農民進城往往只能從就業市場的低端起步，隨著職業訓練和技能嫻熟，收入方能逐步提高，這是在較長時期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即使這樣，應該看到，在非農產業得到一份工作的平均工資遠高于農業生產的人均收入，這正是勞動力由鄉進城得以持續不斷的根本原因。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把擴大就業，加快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作為經濟政策的首選目標。當務之急是制定確保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強制實行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首先讓工人的生命安全和基本養老醫療得到切實保證。對個人收入的增長，要避免不切實際地提出脫離發展階段的要求。承諾不能兌現，最終老百姓會更不滿意。-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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